华南师范大学张萍

　　群舒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活跃于安徽江淮地区的偃姓方国集团，是江淮地区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群舒的来源问题是江淮地区先秦民族史、南北方民族关系史的重要问题。学界关于群舒的来源的研究多基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证，一般有两种看法，一为东夷皋陶部族后裔，以胡嘏、陈立柱等为代表；一为南迁的徐夷支系，以徐中舒、徐旭生等为代表。以往关于群舒族群来源的探讨始终集中于群舒与东夷、淮夷、徐夷等淮系族群的相互关系上。因历史文献的零散和缺失，论证材料、方法均受到较多的局限。随着相关地区考古材料的逐步积累及考古学的发展，引入考古学方法进行群舒文化与淮系文化的渊源关系研究成为了追溯群舒族源的新途径。

　　文献研究表明，群舒与淮系族群的关系密切，淮系族群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有东夷、淮夷、徐夷等。史前时期东夷活动于淮河中下游一带，传说时代中的太皞、少皞、蚩尤等均为东夷族群的首领。根据文献记载，这些部族下有众多氏族，并设有各类职官，有负责观日授时的，有负责掌管刑罚的，已经形成了有社会管理功能的政治组织机构，商周时期东夷的后裔大多活动在淮河下游今山东地区。至商时期，淮河地区开始有淮夷方国的出现，卜辞中记载有大量商王对淮夷的征伐，多位于淮河中游一带。西周初年，周公东征之后，东夷的部分族群沿泗水流域南迁，逐渐与当地的淮夷结合，形成了一股颇为强大的势力，徐夷即为这一时期生活于淮河流域最为强盛的一支。西周时期的金文经常见到周王室与淮夷、南淮夷、南夷等发生战争的记录。至春秋时期，东夷、淮夷等小方国则逐渐消弭于大国争霸的形势之中，安徽江淮地区的群舒也与这些小方国一样，成为了吴、楚等大国征伐的牺牲品。

　　淮系族群主要活动于淮河流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淮系文化区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许多学者运用这些资料开展了一系列南北间、东西间的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石兴邦、苏秉琦等学者先后提出淮河流域虽然位于黄河、长江两大文化区的中间地带，但是也有其独特的自身文化；“苏鲁豫皖”是考古学研究的新课题。邵望平、高广仁提出淮河流域文化在长期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在以淮河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内，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史前文化体系，并将其命名为“淮系文化”。淮系文化是淮河流域自身发源的、在淮河流域的范围内传播并被继承、有自身的演变逻辑及规律的文化，是淮河流域文化的核心内涵。淮系文化的特征主要有：独特的葬俗葬制，如墓葬可见一定比例的二次葬、双人合葬及多人合葬；墓坑填土中多掺入红烧土颗粒；有手握獐牙、猪牙随葬以及“以龟为灵”、“以犬为牲”的葬俗；盛行青春期拔出侧门齿以及人工枕骨变形的做法；淮系文化中的生活用具如陶鼎、陶盆、陶罐，以及生产工具如齿刃石镰、四足磨盘、大型石铲等均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通过对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对比研究，我们认为，淮系文化初步形成于距今约7500年的淮河上游地区，发端于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贾湖类型文化沿淮河流域向东影响，与淮河中游地区的当地文化结合形成了蚌埠双墩文化。随后再沿淮河下游的沂沭泗流域影响至今山东一带形成北辛-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为淮系文化发展最繁盛的时期，淮河中游地区发现有大量大汶口时期的遗存，如蒙城尉迟寺遗址、固镇垓下城址等，与大汶口文化属同一文化，被学界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同时还有一支大汶口文化类型沿淮河支流北上至颍水上游，直接影响至中原地区。距今约45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发展为山东龙山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则转变为王油坊类型，属山东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同时受到河南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龙山文化末期，王油坊类型向南影响至江淮地区，安徽江淮地区发现的斗鸡台类型发现有较多王油坊类型的文化因素。随着山东龙山文化发展为岳石文化，淮系文化逐渐衰微，退至山东中、东部地区。至夏商时期，淮系文化在中原文化的浸入下进一步分化，仅在胶东地区、沂沭下游等部分地区保持了淮系文化特色。而安徽江淮地区这一时期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仍保持有较多自身文化特色。商时期江淮地区还发现相当数量的青铜器，其器型带有典型商文化特征，但部分带有的铭文显示可能为当地夷人之器，还发现数件器物带有东夷族徽。

　　淮系文化的发展与淮系族群的迁徙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结合淮系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以及淮系族群的文献梳理，我们推测，从距今约7500年前后，淮河上游的裴李岗先民向淮河中游迁徙，促进了淮河中游双墩文化、淮河下游北辛—大汶口文化的发展。距今约5000年左右，部分大汶口先民又沿淮河流域向西方发展，影响至淮河中游以及颍水上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已被公认为属为东夷族群创造的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与文献中所记载的东夷各国分布的范围大致相近，大汶口遗址所发现的“日、火、山”刻画符号也被释读为东夷人的族徽。龙山文化时期，淮河中游地区成为了各方文化交汇的中心，人群的迁徙流动也更加频繁。距今约4000年前后，王油坊类型强烈地影响了这一区域，有一支还进入了江淮地区。我们推测王油坊类型应该与文献中的皋陶部族有密切的关系，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600年至前2080年，而皋陶为禹舜时期的重臣，正好与王油坊类型的时间下限相吻合。属皋陶后裔的方国有偃姓的州、绞、鬲、鹞、六等，以及嬴姓的莒、郯、林、角等，分布于鲁中南、皖北一带，与王油坊类型分布的范围相近。同时文献所记载的皋陶后裔英、六等被分封于江淮地区之事，符合龙山文化末期王油坊类型影响至江淮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因此我们认为王油坊类型应属皋陶部族文化。

　　随后，我们对群舒活动的区域——江淮西部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进行了研究，从陶器和青铜器的角度推定群舒文化，并对群舒文化的分布地域、文化因素进行深入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们认为，群舒文化分布在今六安、庐江、舒城一带，与文献中群舒的地望相符。从群舒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内涵来看，群舒族群活动的中心范围较小，集中在江淮西部地区大别山至巢湖之间，虽然在周边区域也发现有群舒文化的典型器物，但其时间和形制都较晚，应为文化传播所致。群舒文化的本地文化特征突出，其器物组合少见于其他区域，与巢湖以东地区有较大差异，应不是西周初年东夷南迁而来，而是以江淮本地土著居民为主，这一地区的族群来源应该追溯到更早的阶段。根据淮系族群进入江淮西部地区的情况，群舒族群应有部分来源于龙山时期的王油坊先民。结合前文我们对王油坊类型应属皋陶部族文化的分析，文献中关于群舒为偃姓、为皋陶后裔等记载应是可信的。

　　根据以上研究可知，群舒应属淮系文化的分支，其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应为山东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通过考古学研究与文献的对应，我们推测王油坊类型很可能属皋陶部族。因此，群舒族群很可能为皋陶部族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后裔。群舒为安徽江淮地区先秦时期的重要族群，通过考古学材料的梳理以及对淮系文化的系统分析，基本厘清了淮河流域史前至先秦时期的文化发展脉络。同时，从考古学角度结合文献研究群舒族群来源也有助于进一步解开群舒群源研究的相关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