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 琼

　　徽州文书档案是极为丰富的文化宝藏。有人称它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且已开始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我从事的是信息工作，与徽州文书关系尤为密切。特别是身在徽州，得天时地利之便，更当为徽州文书档案的挖掘和整理做些什么，基于此，近年来，我对徽州文书档案方面的信息特别关注。2016年4月，祁红鼻祖胡元龙曾孙美籍华人胡启敬从美国回到祁门家乡贵溪寻根问祖，整理旧物时，首次发现二本胡氏家族遗嘱，具体为《光绪十七年胡上祥遗嘱》和《民国五年胡元龙遗嘱》各一册。不久，胡氏后裔因与我的家人有亲戚关系，他们发来遗嘱文稿，且询问辈分一事，由此勾起我的兴趣，开始着手研究这两份遗嘱。我发现这二份遗嘱虽然大部分内容为分家析产的簿册，集中反映了胡氏家族的经营实态，表面看是晚清时期宗族家庭财产分割现象，实质为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秩序变更的缩影，更映射出徽州社会演进的轨迹，甚至折射当时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十分珍贵的家族档案资料。为此，经认真研究分析，我与家人一道，执笔写出《新现祁门红茶鼻祖胡元龙家族遗嘱简析》一文，刊发于江西社科院的《农业考古》2017年第2期，也算是我对徽商文书档案耕耘的一次具体实践。

　　文章发表后，小有影响，乃至不断有人来问遗嘱的详细内容以及祁红的其他情况，缘此激发了我关注祁红历史文化的更大兴趣。就在此时，祁门红茶申报万里茶道的消息日多，动作频频。如何使胡氏家族遗嘱在其中发挥作用，成为我开始思考的问题。我从遗嘱中得知，胡元龙创制出祁红，实质也是祁红诞生的起点，但这个起点与后来祁红百余年的发展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从遗嘱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努力挖掘其与整个祁红发展历程的联系，同时将其放在万里茶道遗产的角度去考量。经一番艰辛探索，我认识到胡元龙始创祁红，其实质是祁红个体经济的发端；后来又发展到祁西桃源村陈氏家族，当为祁红集体经济阶段；再后来发展到祁门茶业改良场，当为祁红国有经济阶段，这就是胡元龙作为祁红起点的典型意义，非同凡响。正因如此，胡元龙创制祁红的培桂山房、祁西桃源村陈氏家族制茶的宗祠、平里茶业改良场遗址，恰好构成一条祁红加工从个人到家族，再到“国企”的升级换代完整链条，堪称价值连城的文化瑰宝和穿越时空的历史证明，不但应是万里茶道遗产的重要节点，且以逐步升级的态势，昭示祁红产制业态活跃，成为拉动产区经济提升的动力，为祁门红茶中心的确立，映射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爱国茶人图强自救的成果。

　　这是我因从事信息工作而关注和研究开发徽州历史档案的一些体会，说出来与大家分享：徽州文书档案，虽为沉睡的历史见证，一旦与现实结合，等于生命被重新激活，所释放出能量，无疑是巨大的。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