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贵粟”与“重农”的思想一脉相承,在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时,方才出现由粮食酿造的酒。在先民心中,酒是沟通天地、祭祀先祖的圣物,也是崇尚礼仪、促进融合的琼浆;不同历史时期的酒与以酒祭祀、以酒飨宴,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亦可视作社会富足、文化兴盛的象征。
最重要的媒介之一
早在夏代,中原的先民便已熟练掌握耕作技术,中原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黍、稷、稻、粱等粮食作物种植技术的迭代,也推动了酿酒技术的进步。商人的祖先来自北方,他们信奉鬼神,重视原始巫术的祭祀,在祭祀活动中,酒是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进行何种政治活动,酒祭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商代的酒文化代表了这一时期文明的高峰,大量酒器的出土,则为我们一窥时代风貌带来契机。郑州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河南安阳殷墟等商代重要城址的发掘,展现了当时酒器琳琅的盛况。
殷墟五号墓是武丁配偶妇好的墓地,史载武丁有“诸妇”,见于甲骨卜辞的配偶仅妣戊、妣辛、妣癸三人。由于“司母辛”与“妇好”的铭文同出一墓,故“妣辛”应为“妇好”(其父姓原是亚兕一族,名“好”,尊称“妇好”,“辛”是庙号)。武丁时期,商代的政治、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国力强盛,妇好骁勇善战,地位极高,不仅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祭祀,还带兵征伐。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武丁时期,妇好多次代表商王征战,俘获大批羌人,指挥并参与了对土方、巴方、夷方的战斗。
妇好墓是殷墟唯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商王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一座能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相印证且年代确切的高等级墓葬,共出土随葬品近两千件,包括青铜器、玉石器、象牙器等。其中青铜器多达四百余件,有一百余件青铜器上还铸有“妇好”或“好”的字样,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的断代标准器物。
规范用于国家政治活动
在这些青铜器中,尤以气势恢宏、铸造精美的妇好鸮尊最具代表性。妇好鸮尊有一对,分藏于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重器,通高45.9厘米、口径为16.4厘米、重达16.7千克。整体作昂首站立的鸮鸟之形,头部浑圆,勾喙威猛,头两侧立小耳,高冠作夔龙状,头顶立一只小鸟;身体双翅并于身后,钩状的两爪粗壮有力,宽尾下垂。妇好鸮尊的纹饰精美且繁缛:喙与胸颈部饰蝉纹,高冠外侧饰羽纹,内侧饰夔龙纹,两侧各饰一身双首的怪夔一条,双翅饰卷曲的长蛇,间杂菱形纹,颈后饰兽面纹,背后鋬下饰展翅飞翔的鸮纹……观者无不叹为观止。
尊是酒器,不仅用于宴饮,更作为祭祀的礼器,妇好鸮尊体量雄浑,装饰华丽,其精美程度堪为典范,足见商人对酒与祭祀的重视程度。
西周时期,酒作为礼制的化身,被更加规范地运用于国家的政治活动中。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九鼎八簋”成了礼仪等级制度的象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周礼》,为后世中原正统酒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文献依据。此时的酒,在浊酒的基础上演化出多种饮用方式,金文中常见的“郁鬯”一词,便是将浊酒调和郁金汁而成。此类酒多用于祭祀或待客,《周礼·春官·郁人》曾有“郁人掌祼器。凡祭祀、宾客之祼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郑玄注“筑郁金煮之以和鬯酒”,可见调和郁鬯是当时不可缺少的带有仪式感的环节。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周礼衰微,酒开始在不具备礼仪制度的燕居生活中频繁现身,酒文化既通过祖宗祭祀与正统社稷的活动延续其礼制的光辉,也应用于私人聚会的场合。
逐渐走向宴饮与生活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由北方白狄鲜虞部建立的政权,国力鼎盛时曾与燕、赵、齐等强国抗衡捭阖。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他们善游猎、喜征战,社会文明高度发达,曾拥有战车九千乘。从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酒器和游戏具可知,中山王喜好饮酒与游戏。
中山王厝墓由主墓室和环绕其间的三座“库”组成,分别为东库、西库、东北库,这三座库与主墓室互不相通,保存着大量随葬品。除了有精美的酒器,两件朴素的青铜酒器中竟然还装着两千多年前的美酒,其中西库出土的铜圆壶高45.5厘米、口径为14厘米、腹径为32厘米,壶子母口,盖顶,坡面立三个钮,壶身短颈溜肩,鼓腹,肩部两侧各饰一铺首衔环耳,壶腹部有两道凸弦纹,因密封完整,壶内盛装的墨绿色美酒酒香浓郁,醉人心脾;东库出土的铜扁壶高45.9厘米、口径为15厘米,盖上立三个环形钮,短颈,圆弧肩,壶身扁平,中心似桃形,肩部两侧各饰一铺首衔环耳,壶内盛装的美酒呈浅蓝绿色,质地晶莹透明,尚存酒香。
两壶战国美酒之所以变色,或为青铜器锈蚀后铜离子发色所致。经过化验与分析,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酒浆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酒浆实物,或由粮食酿造而成,弥足珍贵。中国酒文化从礼制的功用出发,逐渐走向宴饮与生活,这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不同历史时期文明形式的新解。虽然先秦太过久远,从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可知,酒文化的发展及其体现的华夏文明的多元内涵,可谓中华物质文明史的盛大飨宴,遥远却辉煌。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