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像。
龚鼎孳所作的《龚端毅公奏疏》。
李鸿章“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奏折（1872年12月）。
在源远流长的法治文明进程中，一些历史人物举足轻重、影响深远，他们的法律思想与司法实践，对传统法律制度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留下鲜明印迹的，不乏合肥籍人士的身影，比如包拯、龚鼎孳和李鸿章等。
重视法治的包拯
我国古代“清官”中，若论知名度，包拯当数第一位。作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司法官员，“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因为善于断案且与之相关的神奇传说颇多，包拯被人们形象地誉为“司法之神”。
包拯重视法律制度，反对苛虐。他主张“以法律提衡天下”，认为：“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要求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稳定性。制定和修改法律必须慎重行事，不能朝令夕改，轻率随意。受到德治仁政思想的影响，包拯反对使用“苛虐之人”充任司法官员，推崇宽政简刑。他在《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的奏折中写道：“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见刑法。”应当“上体天道，下为民亟，故不宜过用重典，以伤德化”。
包拯不畏权贵，嫉恶如仇。据《宋史·包拯传》所记，针对一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在京城惠民河边建造亭榭庐舍，侵占河道，导致洪水泛滥，包拯顶住压力，将违章建筑全部拆除，恢复了河道原貌。像这样的事还有不少。包拯曾不顾皇帝情面，上疏斥责张贵妃伯父、有“国丈”之称的张尧佐“无功受禄，不知羞耻”“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也”。迫使宋仁宗决定“今后妃之家，不得任二府职事”。他还七次依法弹劾贪官王逵、两次弹劾宰相宋庠，并先后弹劾皇亲郭承佑、宦官阎士良、转运按察使张可久等人。
维护权益的龚鼎孳
明末清初之际，合肥人龚鼎孳声名远扬，人称“龚合肥”。清顺治年间，龚鼎孳曾任刑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年间官至兵部、刑部、礼部三部尚书。作为法司界的一名高官，龚鼎孳在朝野颇负声望。
身为文人士子，龚鼎孳深受儒家“仁政”“慎刑”等主张的影响，富有爱民情怀，极具同情心。他一方面上疏直言时政，提出了许多洞察时局、革除政弊、改善民生的主张，力图减轻包括民族歧视政策在内的某些“恶法”以及严苛法令造成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不畏辛劳、严谨细致，认真处理每一起案件，积极平反冤狱。
刑部尚书是掌管全国司法和刑狱的大臣，被授此职时，龚鼎孳高兴地表示：“予天性好生，非刑官不能生人。使吾为宰相，不如为是官之足以遂吾志也。”案件审理中，只要发现疑点，龚鼎孳绝不放过。即使已经定案上报，也要彻底推究。甚至吃饭时放下碗筷，研究分析案情。落笔作出结论，则慎之又慎，务求为蒙冤者寻求生机。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龚鼎孳主政刑部，他审核案件反复参详，发现冤情必为之昭雪。“每与同官争一案，自朝至暮不得当不止，而罪疑者往往得减死。尝岁终缄印，有诗云：‘万事喜看人乍活，一年追数憾无余。’所喜足遂其志者，为此也。”
显然，为“罪疑者减死”，主张“疑罪”从无、从轻、从宽发落，有益于维护民众权利，防止“弊政”“苛政”的严重化与扩大化。这种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所体现的法律思想，是对“善治”的崇尚和追求。
“稍变成法”的李鸿章
晚清时期，合肥人李鸿章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在法制变革方面，身为朝廷重臣及洋务运动的主要首领，李鸿章发挥了重要影响。
面对艰难时局，李鸿章发出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李鸿章奏曰：“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在《复孙竹堂观察》中，李鸿章言称：“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
作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纲领的组成部分，李鸿章的“稍变成法”即整顿中法，引进西法。如此变法主张，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希望通过制度变革化解难题，实现“自强”“求富”，表现出李鸿章所具有的历史眼光和责任担当。
作为勇于行动、善于办事的实干家，李鸿章提倡“变易兵制，讲求军实”，认为“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他重视利用洋枪洋炮装备淮军，并在军事操练方面模仿西方。在筹建北洋海军的过程中，李鸿章推动建立海军衙门，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内多酌用英国法，仍以宪庙军规为依归”。
为了妥善处理涉外法律事务，李鸿章重视国际公法的引进与应用。他在奏折中指出：“以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皆先兵戎而后玉帛，被其迫胁，兼受蒙蔽，所订条款，吃亏过巨，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在给朋僚的信函中，他明确指出：“洋人归领事管辖，不归地方官管理，于公法最为不合。”为了解决“领事裁判权”、收回治外法权，李鸿章还主张修改清朝刑律。
作为大清帝国的“裱糊匠”，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对清朝法律的有限修补，注定解决不了传统社会和旧时制度所固有的根本性矛盾。但是，他们所进行的尝试和探讨无疑是积极的，有益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带给我们可贵的历史性启迪。(李学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