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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地区历史文化的特色

时间:2022-03-25 09:59:28

  一、合肥地区历史演变的特点

  历史是文化之母。合肥区域,或者说环巢湖区域历史发展有几个重要方面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距今50万~20万年左右早期人类自身的演化史(巢湖人)、最早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肥西大墩子),和距今3600年左右可考察的历史演变(桀奔南巢以来)。在这后3600年的历史发展中,合肥由江淮三个小区域文化的边鄙之地,逐渐发展为安徽省会的大都市、江淮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沧桑,在合肥地区的历史发展中可谓显露无遗,十分具有典型性。这个沧桑巨变中,西晋时期,合肥至寿春水运的阻断是一个重要节点,原来联通中原与南方、促进合肥兴起的江淮水道由于地震的原因彻底不能通航了,合肥因此失去了“输会之都”即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合肥再被重视始于成为新时期州府治所的驻地,即庐州府的治所所在。这个中心对于抟成合肥本土文化极其重要,数百年间一个区域中心,凝聚了周边县乡的人气与文气,形成了合肥区域有特色的文化。之后,这个中心地位虽然曾经短暂失去(民国时期合肥只是县级),但是合肥不仅没有衰落下去,反而迎来了成为安徽省会,从而得到大力发展的新机遇。合肥的历史发展,除了因为全国发展的大形势以及一些偶然的与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合肥人民非同一般的保家卫国的努力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这从三国时期的刘整、郑像不屈强役、为保卫合肥新城而英勇牺牲,受到朝廷嘉奖,以及宋元以来持续不断的乡民自发组织、保卫乡土免受侵害的行动发展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淮军,都能充分表现出来。

  二、合肥地区风俗文化演进的几个阶段

  风俗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合肥地区文化风俗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夏商西周的萌芽阶段;春秋战国的融合时期;秦汉隋唐的楚风阶段,唐末五代至明清的庐州即合肥文化阶段。

  夏商西周阶段,整体上也可以谓之淮夷或南淮夷时期,整个江淮地区属于淮夷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中原文化也不断地渗入,如“桀奔南巢”等。商、周文化传入的也有很多。到西周后期、春秋前期开始融合形成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群舒文化,特色鲜明的群舒青铜器是其代表。但也主要表现在巢湖以西、以南地区,巢湖以东受到吴越、徐、钟离的影响更大。而合肥市区一带,当时还是文化的边地。

  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与群舒或者南淮夷文化融合时期。这就是环巢湖区域文化的起源时期。接着是秦汉到隋唐时期,可以统称为“江淮文化阶段”,或者楚文化占据主流的时期。这一时期前期合肥地区分属九江郡(后改淮南郡)与庐江郡。汉末合肥虽然一度成为扬州府的治所,但时间只有四十多年。南北朝时期政治区划更加混乱,侨置郡县很多。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改汝阴(合肥)郡为合州,隋开皇三年初置庐州(583年),合肥作为独立政区中心地位才正式出现,区域性文化精神才有凝聚的基础。在此之前,合肥多数时候都是战争之地,转输贸易之地,人群不断流动地区。文化建设很薄弱。庐州府建立之初,本地人口并不多,文化人才也少见。合肥区域文化精神的成型要到杨吴政权之后。嘉庆《庐州府志》曾有一个总结:“庐州在三国六朝为兵争之地,士以选举进者盖希。隋唐设进士科,庐州必有文艺登者,惜乎旧志不能详也。自宋以来,乃彬彬矣。”可谓是从一个侧面对于合肥地区文化发展的简明概括。

  不过,这一时期合肥文化只是江淮文化的一部分,而合肥地区因为楚人散居较集中,构成了以后合肥地区文化萌芽发展的基础。具体表现就是持续到今天的合肥地区以“郢”命名之地全国最多(全国以郢命名的地名有17237处,安徽占百分之九十,其中合肥有5816处,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郢”是楚国都城的专称,战国末期寿春的专名。秦军攻占郢城寿春后,楚人四处奔散,流落到合肥地区山乡野地的最多,留下这些带有楚人标记的地名,传至于今。楚文化因素更多地保留,构成后来庐州文化的重要因子。合肥区域文化与安庆区域文化、六安区域文化的差异,重要的表现就是楚文化因子更多的影响。魏晋隋唐时期正史中经常见到的“淮南楚子,天下精兵”,“楚兵轻而锐”,“楚淮之人可为兵”等记载,很多是写庐州府的。《隋书·地理志》讲淮南、弋阳、庐江、历阳等江淮地区郡县风俗说:“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稍愈于古焉。”清人王茂荫说庐州府“习俗强悍,勇于战争”,比较看与早期包括合肥地区的江淮风俗文化可以说精神相通,一脉传承。

  第四个时期就是唐末五代到明清时期。庐州府持续存在数百年,凝聚了这一区域各种文化气息,逐渐形成一个有自己特点的文化氛围或文化圈。其中杨行密“三十六英雄”很重要,凝聚了庐州府的人气,对于区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以后庐州府所辖县域虽不时有所变化(宋代分为庐州府与无为军),但是以合肥为中心的庐州府(路)在元明清的持续存在,奠定了本区域特色文化的基础。合肥方言逐渐形成,合肥文化逐渐有了自己的特点。元末余阙《合淝修城记》所说最典型:“余生长合淝,知其俗之美,与夫所不从乱而可与守者有三焉:其民质直而无二心,其俗勤生而无外慕之好,其材强悍而无孱弱可乘之气。……惟其质直而无二心,故盗不能欺;勤生而无外慕之好,故利不能诱;强悍而无孱弱可乘之气,故兵不能訹。”

  认识到这样的风俗文化,我们才能懂得清朝后期合肥地区乡民自发保卫家乡,最后形成叱咤风云之淮军的文化背景,和环巢湖区域文化军政特色的根源。三国时期合肥城守坚固,后来也有“铁打的庐州”之美誉,不只是城池本身坚固,更主要的是守卫者的坚持与勇猛,本地人热爱家乡支持守卫的决心与毅力。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楚文化的基因作用,也有一些南淮夷朴实仗义精神的影子,和后来本地区不断传承汉魏英雄故事的结果。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陈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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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合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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