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繁荣的内在根据】

　　南宋以后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既有外在因素的刺激，更有内在因素的驱动，其中互动是内在根本性的因素。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存在两种互动模式：

　　1.自我纵向互动。

　　江南文化的三个层面不是静态平衡、板块构搭的，而是同构互通、内在关联。它们本身就是递进发展的产物，形成之后一直存在各层次之间的互动，动态关照、历时存共、逐级留痕。

　　其一，乡村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本底，市镇文化是在此基础上的提升与发展。即使在江南最发达的市镇，也内秉有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因素，举凡宗族、祠堂、习俗、礼仪等。如江苏著名古镇盛泽，从明清至民国，镇上既有徽宁会馆、济东会馆、华阳会馆，也有祭祀嫘祖的“先蚕祠”、仲氏祠堂等，有反映农耕文明的“小满戏”。

　　其二，市镇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江南乡村文化的完善。即使在最典型的乡村，也能看到市镇文化的影响，举凡产品的形成、产业的调整、消费观念的改变、商品意识的树立等。如据方志记载，苏州的“绫绸之业，宋元之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

　　其三，都市文化既是江南乡村与市镇文化精华的汇聚及在此基础上获得高层次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关照、辐射着乡村与市镇文化，拉动和促进它们的与时俱进。都市的辐射影响力在江南地区自古至今一直存在，江南各市镇及乡村文化的持续繁荣无不与内在接受都市的强大辐射有关，举凡经济的拉动、风气的导引、思维方式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培育等。如繁华苏州的风气对江南乡镇的影响，明嘉靖时人何良俊在《四有斋丛说》中有评：“年来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波及松江。”明万历时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亦说：“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

　　江南文化的纵向自我互动，实现的是江南文化各层次之间的协同发展，以保持自我的整体性和同一性，获得一种动态平衡。这也是江南文化能够长期保持自我魅力的重要根据。

　　2.彼此横向互动。

　　江南地区的空间范围涉及多个府县，涵盖吴越之地。这些区域之间也不是彼此分立、固定板块的，而是存在十分密切的各种互动。在明清时期，导致江南地区空间彼此互动的最大力量是商业资本，最重要群体是商人，而徽商举足轻重。

　　徽州历来属于江南，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处，一府辖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六个县。它“介万山之中”，境内山多地少土瘠，本土经济历来是“勤于山伐”的山区林茶经济，经济结构本身存在严重盈缺待补不平衡；随着“靖康南渡”给本土带来的第三次移民高潮，南宋以后，“地狭人稠”矛盾凸显，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徽商的初经营是沿新安江至杭州，接着缘大运河至江苏、山东及燕京之地；明代“吴楚贸易”显重时，徽商牢牢掌控得益于长江的贸易。

　　这些徽州商人，皆“籍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经营的行业涉及百业，举凡“倚顿之盐，乌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及粮食、布匹、日用百货等，但“以盐、典、茶、木为最著”。足迹遍天下，如明万历《歙志·货殖》所记载：“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在明中叶时，有民谚“钻天洞庭遍地徽”。

　　徽商的作用与影响，集中是体现在明清之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的谚语“无徽不成镇”上。对此，胡适解释说：“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这个小村落变成个市镇了。”可举的例子很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苏省灌南县的新安镇。它目前是县政府所在地，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在明代洪武初期，这里还是一片河汊交汇的芦荡之地，后因“洪武赶散”，始有居民，是为里人；明嘉靖年间，徽州商客来此经营，一个名叫程鹏的徽州人主事在此购地，安家立市，取名“悦来集”；至明隆庆六年（1572），程鹏等徽州商人再购里人土地，大兴土木，扩建悦来集为镇，并易名“新安镇”，由此还曾引发长达几十年的与里人诉讼之争，直至明崇祯九年（1636）才获官府正式命名，至今。其他还如湖北的汉口等，亦与此相类。可以说徽商在中国市镇建设发展的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地理和文化因素影响，徽商在江南地区云集最多，触及到每一个都市和市镇。“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如扬州府，“聚四方之民，新都最，关以西山右次之。”姑苏吴江的盛泽镇，建有徽州府六邑和宁国府旌德一邑的“徽宁会馆”，存有《徽宁会馆碑记》等。嘉定的南翔镇，“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在杭州一带，“湖州货物所萃处，其市即以湖州名。犹今钱塘江滨徽商登岸之所，即谓之徽州塘也。”塘栖镇，“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这些徽州商人在江南各地，或“行商”或“坐贾”，既有“寄籍”也有“寓籍”，最后就有许多定居了下来，“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少顾惜”。

　　徽州商人生活与活动于客居地，不仅从事各种商贸经营，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还会积极参与当地的各项社会与文化活动，从事各种公益和慈善事业，举凡浚运河、兴水利、修道路、葺废桥、办义塾、资教育、置义田、立义仓、扶孤恤贫及赈灾捐饷等，对此，各种志书文献等多有记载，不再枚举。长此以往，就导致徽州的社会与文化和江南其他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内在互动，除经济的互动外，更是存在：

　　其一，宗族的互动。大量徽州人移居江南，极大地改变了江南地区的宗族社会，范围涉及乡村、市镇和都市各个层次。

　　如清代苏州有潘、翁、彭、沈四大显贵宗族，其中潘姓就是从徽州歙县大阜迁来的徽商后裔。它又分有“富潘”和“贵潘”。“富潘”始于清康熙年间潘麟兆的改习商贾，之后几代经商，鼎盛时期曾拥有苏州观前街的大部分商号，举凡元大昌酒店、稻香村糕点、黄天源糕团、文昌店等，富甲一方；“贵潘”家族的祖上是明末清初盐商潘仲兰，业盐来往于江浙，常来苏州，后来索性购房于苏州，至他儿子潘景文正式定居，开始弃贾业儒，走举子业，以科甲兴，之后是一门共出了9名进士（其中1名状元，2名探花）、36名举人、21名贡生、142名秀才，贵不可言。民间有言：“苏城两家潘，占城一大半。”

　　徽州吴氏迁入江苏的情况，目前已经发现的谱牒，就有镇江吴兆元等编修《吴氏自徽迁润宗谱》6卷6册（民国23年铅印本，卷端题“吴氏宗谱”，扉页题“徽州迁润家谱”）；丹阳《吴氏宗谱》，记载始迁祖文元、文华兄弟在明清之际自徽州黎阳迁居丹阳；常州金坛《吴氏家乘》，记载始迁祖吴斯际在明末自徽州迁居常州金坛；苏州昆山《徽州吴氏迁昆支谱》，记载始祖自徽州迁入昆山；沭阳《虞溪吴氏家谱》，记载始迁祖昶在明初自歙县西溪南村迁沭阳等。

　　紫阳朱氏在江浙分布很广，它即源出新安朱氏，其“自茶院公始，比居歙州歙县之黄墩，是谓新安朱氏”。新安朱氏七世孙朱瓒迁居休宁临溪，是为休宁朱氏；朱瓒从兄朱森，迁居福建建宁，再传至朱熹之父朱松，绍兴壬子（1132）徙居建阳考亭，为考亭朱氏；朱熹季子在与塾子鉴“相宅建安紫霞洲”，是为建安朱氏；朱熹仲子埜之五世孙朱勋，“命子复回婺源守祠”，故谓之婺源朱氏；朱在之子朱铉，官于浙江，后定居杭州。朱铉生四子，“曰泾，曰源，曰湸，曰濂，旋迁盐官”。朱湸与朱泾之孙朱爟同居湖塘里，“元尚书贡师泰隐于家，字其里曰小桃源”，后世谓其为小桃源朱氏。朱濂之子朱栝居浮桥里，“治庄园，植花木，为文士游观之所”，为花园派朱氏。朱爟五传至朱朴，于洪武初年，以海患奉命入武林，是谓武林朱氏。后世称“三系之所自出，皆本于转运公铉之一人也”。紫阳朱氏原有《统宗世谱》，“联徽、闽、江、浙为一”；明万历年间，武林派因感于“丁繁地远，究难遍稽”，“专刊杭族宗谱武林派，则详载具录，而盐官之桃源、花园二派为杭族近支，亦为详立世系”；至嘉庆年间，武林派后裔朱封重修《武林派宗谱》，于嘉庆八年（1803）六月正式刊刻成书。

　　其二，文化的互动。徽商对客居地的习俗与文化，不仅会接受和参与，还会将自己家乡的习俗与文化也带入进来，寻求互动，以在互鉴中赢得共存、协同发展。

　　如在乡俗礼仪上。徽州自古有民间融资互助的“打会”习俗，以解决一些人临时资金短缺问题，其成熟的做法也被徽州商人带入到了江浙地区。据费孝通先生1936年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调研，当地人过去流行的互助会叫“摇会”，“这种会的办法比较复杂，普通农民很难理解它。事实上在村子里，懂得这种计算办法的人很少，所以必须请村长来教。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互助会办法，叫徽会，因为据说这是从安徽传来的。这个会的收款次序，及每个会员交纳的款数，均事先规定”。再有徽州的祭祀礼俗。王振忠先生指出：“徽商的大批外出，导致了‘徽礼’（徽州礼俗）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盛行。”如在两淮，据当地人介绍：“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理逆情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荚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当地人尤而效之。”还如出现在金陵一带的“徽州灯皆上新河木客所为，岁四月初旬，出都天会，三日必出此灯。旗帜、伞盖、人物、花卉、鳞毛之属，剪纸为之，五色十光，备极奇巧。阖城士庶往观，车马填闉，灯火达旦，升平景相不数笪桥”。

　　如在学术上，清代中国学术有一个著名学派叫“乾嘉学派”，以考据著称，在清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学派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顾炎武，之后是分为了吴、皖两派。“吴派”创自江苏吴县人惠周惕，成于惠栋，重在搜集汉儒经说而加以疏通证明，特点是“唯汉是信”，主要学者还有沈彤、江声、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创自徽州婺源人江永，成于休宁人戴震，重在考证“三礼”，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入手阐发义理，主要学者还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乾嘉学派本就是由学术的互动而形成，戴震本人就常住扬州甚至馆于扬州，而徽商是学者之间互动及学派兴盛的重要支持力量，对此，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甚至说，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乾嘉时期清学全盛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

　　至于在绘画、诗文、园林营建上的互动则更为密切。明清时期江南书画的成就很大，这与书画市场的兴盛内在关联，而既“贾而好儒”又财大气粗的徽商是一支重要支撑与左右力量；书画界著名的“扬州八怪”，有两位就是徽州人，即王士慎和罗聘。诗文盛行是江南社会的一大特点，其中绝对少不了徽商的作用，如“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而这里提到的马氏、程氏、郑氏等，皆是徽州盐商。关于江南地区的景致，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引清人刘大观语指出：“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轾。”而恰是扬州的园林，多为徽商所建，如淮安河下的园亭，据李元庚在《山阳河下园亭记》中的记载，就有65例，其中仅徽商程氏所建的就占约三分之一。其他还如在餐馆饮食、雕版刻书、戏班演艺、盆景制作等方面，徽州与江南地区都存在密切的互动。

　　谈到明清时期徽州人在江南地区的多层面深刻影响，江苏吴中同里镇人陈去病在民国早期发表的一段话或许能成为注解。他以扬州举例，指出：“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有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刘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