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时，我们那所小学校就坐落在村东头的一处高高的山冈上。

　　两排破旧的土坯瓦房，坐北朝南，围着半人高的泥巴墙。前排的正中央是一个大门楼，大门楼正对的就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在大门楼和办公室之间，连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是两排高高的白杨。学校的上课铃铛就拴在一棵白杨树上，由老师们轮流敲打。学校的正前面有一个不大的操场，操场上一年四季长着杂草，开着不知名的野花。最西头是一个代销店，代销店里坐着一个喜欢穿黑衣服的老奶奶，常年卖着几样小百货，还有学习用品。

　　我们那时候常常就怀揣着一个鸡蛋，或是两分钱，到代销店里买糖果吃。放学了，嘴巴里含着块糖，一边走一边和小伙伴们勾肩搭背，合看一本小人书，步子迈得碎而凌乱。这时候，要是被教一年级的韩老师看到了，她就会远远地冲我们喊：“瞧瞧，瞧瞧，怪不得这路上的蚂蚁越来越少了，原来都是被你们给踩死了。”我们就一齐回头看韩老师，冲她做鬼脸，向她笑，一点也不怕她。韩老师也笑，甩着两条又黑又粗的麻花辫，方方的脸上像开着两朵桃花，阔阔的嘴巴又似一朵百合花。她性子极好，脾气温柔，又很有耐心。上课时，一遍遍地带我们读拼音，念汉字，还手把手教我们写字。从没见她发过火，也没训斥过我们。

　　这时，要是教二年级的卫老师也在一旁，她就会说：“都放学了，还不快回家去，还在路上玩。”我们就一哄而散，加快步子朝前走。要是有人故意磨蹭着不走，她就会丢下一句话：“下堂课由你来当小老师。”卫老师三十出头，瘦瘦高高的，扎着两个小把子，搭在肩上，像扑着两只小鸟。她上课时，最喜欢和同学们互动。有时候上着上着，就会点名叫某个同学上讲台来当小老师，把教鞭递给他，自己就坐在下面当学生。

　　教三年级的是杨老师，矮矮胖胖的，四十出头，梳着齐耳短发。杨老师最喜欢表扬学生，见哪个同学字写得周正，就会在课堂上夸奖几句；哪个同学唱歌好听，也会夸奖几句；哪个同学懂礼貌，也会夸奖几句。她也经常表扬我，说我句子造得好，所以我那时最喜欢造句子了，走在路上，见到什么我都想造一个句子，有时梦里也在造句子。杨老师上课时，课堂上要是有哪个同学正在打瞌睡，头点得如捣蒜，被她发现了，她就会从讲台上不声不响走下来，站在那个同学跟前，悄悄伸出她那胖乎乎的手，撮起两个手指头，就像一把小钳子，准准地捏住那人的眼皮。这时候，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说：“小瞌睡虫，你可醒了？疼不？”其实一点也不疼，就是怪不好意思的，全班同学都在笑。

　　教四、五年级数学的本来是青老师，五十来岁。就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他调走了，学校里新来了位张老师。张老师那年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才二十出头，人长得阳光帅气，又目光锐利。说着一口非常流利动听的普通话，笑起来特迷人，那简直就是我们的大哥哥呀。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挥舞着一把大铁锹，在铲办公室里发霉潮湿的墙面。要把它们铲除了，重新抹上黄泥巴。那时他干劲真大，放学后，常常带着我们在操场上拔草。见大门楼的地下坑坑洼洼，又把它修理平整。还带着我们到处找砖头，在校园里垒起了两个大花台，种上了许多花。有月季、美人蕉、蝴蝶花、太阳花、菊花、梅花等，校园里一年四季都有花开。

　　他还教我们说普通话，教我们唱歌，教我们打球，叫我们记日记。在教室后面办起了黑板报，吹着哨子带着我们做起了早操，还在走廊上的那棵大白杨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发展了第一批少先队员，给我们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

　　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喜欢他，又是多么迷恋他啊。放学了，校园里静悄悄的，其他老师都走了，就张老师还没走，还坐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帮我们刻卷子。我们也不回家，就在办公室门口玩。趁他不注意，把刚采来的一大束金银花，栀子花，或是野菊花，用墨水瓶养着，偷偷地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然后躲在门外，看他端起那瓶花，深深地闻，笑了，回头到处寻找我们的身影。有时候，我们怕他饿了，就从自家地里拔了把花生，或是挖个大山芋，洗干净放他桌上。他以为我们是偷了人家的，拿起一把直尺，就跟在我们后面追。

　　休息日，不能去上学，我们几个女同学在一起玩，最想说的就是张老师，说得最多的也还是张老师。有时候，我们挎着篮子去割牛草，打猪菜，或是采蒿子，走着走着，脚步不由自主地就走到张老师家门口了。看到他和他的女朋友，正在水塘边洗菜挑水，我们就躲在他家屋后喊：“张老师……张老师……”第二天课间，他就过来问我们，昨天是哪个同学在喊他？我们就笑，一齐跑开了。他也笑，抿着嘴，样子好看极了。

　　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的这几位小学老师，有的已经去世，有的早已退休，有的在城里教书。而那所小学，也被其它小学合并，不复存在。只是每每想起，仿佛就在昨日，老师还站在讲台，我们依然是那个少年。（合肥韩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