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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中明的学术研究之路及个中三昧

时间:2021-07-08 14:39:22

我的学术研究之路及个中三昧

——卢坡博士对周中明教授的访谈录

周中明 卢坡

  采访对象:周中明,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1934年4月生,江苏省扬中市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又曾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进修。曾任安徽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金瓶梅研究》编委、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顾问等职。先后在《文学评论》《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文史哲》《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明清小说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退休后著有《姚鼐研究》。

  采访者:卢坡,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桐城派研究。近三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项、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1项、安徽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1项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江海学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国书法》《史学月刊》《学术界》《安徽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姚鼐诗文及交游研究》著作1本。

  一、问(卢坡博士,下同):您是怎样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

  答(周中明教授,下同):我的学术研究之路,充满着坎坷和艰辛。我家贫辍学,十六岁即参加工作。首先我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给了我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使我成为我家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

  我是1956年响应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从中共江苏省常熟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岗位上,以调干生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在北大五年,我有幸得到游国恩、杨伯峻、吴组缃、王瑶等许多名家的教诲,获益匪浅。1961年毕业分配到安徽大学中文系任教,我在给1959级学生上元明清文学课前后,被派到山东大学中文系进修,师从冯沅君、关德栋教援,直到1963年底才结束在山大的进修。这是我读书最多、最好的时期,也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起步。1962—1963年我先后在《延河》和《安徽文学》发表了两篇关于《红楼梦》语言艺术的论文。我在给1977级大学生上元明清文学课时,便夜以继日地拼命从事学术研究,连续在《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文学评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关于《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研究论文。评上讲师后,我在学术上的成果继续如雨后春笋般批量涌现。

  尽管我的人生和学术研究之路充满着坎坷和艰辛,但是我始终对我们伟大的党充满着信心,我是愈挫愈勇,憋着一股劲,非要抓紧有生之年,竭尽全力实现我以学术报国的初心,我要在学术上不断做出更大的成绩,留下可贵的文化遗产,以感恩于党和人民,感恩于国家和社会,至于功过得失,则任由后人评说。眼前的坎坎坷坷,是是非非,何足挂齿?它只能给我带来一时的痛苦,却绝不足以阻挡我前进的步伐!因为学术研究不仅使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重大的牺牲,而且更使我从中获得了很多成就感、荣誉感和幸福感,显示了我生命的意义。1989年我被评为全校“优秀共产党员”。1995年经国家教育部、人事部批准,我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我的学术成果获得省级一等奖,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终生享受政府津贴。

  二、问:您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答:《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是我的成名之作,1982年10月该书于漓江出版社出版不久,中国台湾即有木铎、贯雅、里仁三家出版社相继翻印,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韩南把它列为研究生必读参考书。1986年6月14日《黑龙江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开幕”,把我的名字列为出席会议的“著名红学家”之一,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皆为教授,而我当时的职称还是个讲师。1989年10月,我在中国台湾出版的《红楼梦 — —迷人的艺术世界》,1992年被评为安徽省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该书后改名为《红楼梦的艺术创新》,于2002年9月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希凡作《序》,称其为“小说本体研究的力作”,“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

  其次,我在《金瓶梅》研究方面也颇有名。大陆和台湾都出版了我的《金瓶梅艺术论》,2005年1月台湾学生书局还出版了《周中明〈金瓶梅〉研究精选集》。此外我还出版有《中国的小说艺术》《小说史话》《四声猿》(校注)等十余本著作,详见2019年2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共250万字的《周中明文集》。

  从1989年起,我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桐城派研究。1999年7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桐城派研究》,2013年5月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姚鼐研究》。这是我退休13年作出的科研成果。

  此外,我还出版有《姚鼐文选》(校注、评点)、《薛福成文集》,即将出版的有《姚鼐诗文全集》。

  三、问:您为什么要研究桐城派?

  答:从1989年起,我之所以把精力转到桐城派研究,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自“五四”把桐城派斥为“桐城谬种”以来,对桐城派的评价太不公平,直到198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仍认为桐城派古文是“为清王朝鼓吹休明的文学”,其文论是“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文化政策为准绳”的。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惜抱轩诗文集》,在标校者写的《前言》中竟断言姚鼐“不关心国计民生”,“文章虽多,无一语涉及民间疾苦者”。若果真如此,桐城派又为什么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历时最久、作家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呢?难道它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么?对此我感到怀疑,我想刨根究底,把它弄清楚,给予应有的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我的《桐城派研究》即为此目的而作。

  二是我认为要把桐城派研究引向深入,必须对方苞、刘大櫆等桐城派代表作家作品逐一做个案研究。于是我选择了姚鼐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以十余年功夫,写了57万字的《姚鼐研究》。桐城派作家人数多,其作品的数量既多又杂,可供研究的课题实在多极了。由于“五四”以来其背着“谬种”的恶名,几乎无人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成了文学研究领域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我已老朽,力不从心,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时贤和后人了。

  四、问:您对桐城派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有哪些?

  答:我不同意说“桐城派是清廷文化政策的产物”。清廷的文化政策是提倡八股文,并以考八股文作为科举取士的主要标准,以此来禁锢文人的思想。同时又把文人引向繁琐考证,钻进故纸堆,脱离现实,不问政治。一旦涉及政治问题,则大兴“文字狱”,予以残暴镇压。而这一切恰恰是桐城派所反对的。当然清廷的文化政策对桐城派也不可能毫无影响。如为了规避“文字狱”的迫害,他们不敢在作品中对统治者的腐朽做锋芒毕露的正面揭发,而只能采用旁敲侧击、隐晦曲折的笔法。我认为桐城派的出现,是适应了清代“集大成”的时代需要,是历史的必然产物。用姚鼐的话来说,“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于是姚鼐借“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正式打出了桐城文派的旗号。其“集大成”在创作上的表现,则如《清史稿·刘大櫆传》所说:“苞盖择取义理于经,所归于文者义法;大櫆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集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

  我不同意把桐城派作家作品定性为“御用文人”“为清廷鼓吹休明”的“御用文学”。历史事实是:桐城派的先驱者戴名世因“文字狱”而被清廷处以死刑,方苞因为戴名世的文集作序而被捕入狱,后来虽当了高官,但却一直是“待罪之身”。刘大櫆科举失利,满腹牢骚,只能靠教书、卖文谋生。姚鼐虽然考取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但却中年主动辞官从文。其他的桐城派作家,绝大多数也是以教书、著文为生,岂能把他们与当权的统治者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极少有歌颂、美化清廷的,多数作品尚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文学价值,有的至今仍被作为范文选入大中学校教材,岂能一笔抹煞、全盘否定?我对桐城派代表作家的定性则是:集我国历代古文之大成、有极大影响和重要历史地位的杰出的文学家,其作品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永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我不同意说姚鼐“不关心国计民生”,指责他的作品“无一语涉及民间疾苦者”。我在《姚鼐研究》中有专文论述《姚鼐爱民、济民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兹不赘。

  我不同意把姚鼐中年辞官的主要原因说成是与汉学家的学术分歧。我以为学术分歧只是他离开四库馆的直接原因,而他从此辞官离开封建官场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他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和失望,他要像“古之君子”那样:“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他就只有“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大咎已尔”。早在姚鼐进四库馆前一年,他在写给刘大櫆的信中已明言,“今年略清身上负累,明年必归”,要跟乃师“从此长相从矣”。可见他辞官从文的决心早已下定,与四库馆汉学家的学术分歧,只是促使他当机立断,付诸行动罢了。我在《姚鼐研究》中,有《姚鼐中年主动辞官的原因辨析》和《姚鼐年谱》可参阅。

  在当时的封建文人中,谁都为在封建官场上获得一官半职而竭力钻营、孜孜以求,独姚鼐却“群进而独退”。这里所谓“进退”,显然是指官场,而有的学者为了夸大学术分歧,却把它说成是“群‘进’考据而姚鼐独‘退’,群‘退’辞章而姚鼐独‘进’”。其实,姚鼐何曾退出考据?他不仅为文主张义理、考证、辞章三者兼长为善,他的名著《登泰山记》,即有对泰山地理位置的确切考证,他的文集中,《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书考工记图后》等纯属考据文章,皆写于他辞官之后。

  我认为姚鼐与戴震等的汉宋学术之争的焦点,不在于是否要考据。姚鼐所反对的不是考据本身,而是反对一些汉学家的考据之弊:“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钜。”汉宋之争的关键在于对程、朱的态度,姚鼐尊崇程、朱,反对戴震等批评程、朱,认为“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在这个问题上,姚、戴确实有保守和进步之别。详情可参阅我的《姚鼐与戴震的关系辨析》。

  我认为桐城派之所以在清代绵延二百余年,成为我国历史上生命力最长的文派,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有所变而后大”,为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从方苞的义法说,到刘大櫆的音节说,到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和义理、考证、辞章三者兼长说,再到梅曾亮的“因时”“救时”说,都是其“有所变”而不断适应时代需要的标志。必须指出的其所谓“变”,只是量变,而一旦封建统治时代结束,“五四”运动要求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发生质变,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林纾即跳出来公然反对,但终究挽救不了桐城文派从此必然衰落的命运。

  总之,我认为桐城派的思想体系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如同封建社会所有的传统文化一样,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封建性和保守性,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完全抹煞其所蕴含的某些进步性和民主性的精华。如刘大櫆斥责“上之于民,名为治之,其实乱之;天之于民,名为生之,而其实杀之”。揭露当时的统治者:“在国则掊其国之所有,以归于一家。”“见稍异于己者则黜之,甚至夷灭其宗族。”官场上则是“以谿刻为能”“以相媚悦为能”,使“世俗日益偷,竞为美软”。姚鼐揭露当时官场之腐朽肮脏,竟使“为人清介严冷”的方染露,到任四川清溪知县仅四十天,即因“视其僚辈淟涊(即肮脏)之状”,而辞官归里,说:“是岂士人所为耶?吾奈何与若辈共处!”辞官后,“执政有知之招使出者,终不往”。可见,他深知官场之腐败,绝非清溪一县如此。姚鼐还为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呐喊,赞扬商人“明智绝人”,要求“尽去苛政”,使“商民喜之”,鼓吹“唯贤者为尊,其于男女一也”的平等思想;赞赏“绝意仕宦”,“自行其志”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主张“与时俱进”“与年日新”“与世转移”的不断进作论;提倡“自适己意”“自发其思”的作家创作论。这一切,在当时难道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么?

  五、问:为力求给桐城派以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您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有哪些特点?

  答: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不抱任何成见,不带任何框框,唯一只求实事求是,凭客观事实说话。

  我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走极端,不搞绝对化,吸取“五四”运动的教训,不把“所谓坏”看成“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不但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且具体分析其好中之坏,坏中之好,以剔除其封建性糟粕,批判地吸取其民主性精华。

  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吸取“文革”中“唯阶级成分”论的教训,不把桐城派作家与封建统治阶级划等号。因为人不但有阶级性,还有人性、社会性,人的思想绝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必然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尤其作家是时代的感官,他有时会“不得不违反他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没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姚鼐即宣称:“鼐江南庶民之一,实与亿兆同心。”他要“使斯民利无弗兴,害无弗去”。怎么能说他是跟清王朝“一鼻孔出气”呢?

  我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从文学的本质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以塑造生动的形象感染人的特性出发,因此它绝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意志或少数统治者政策所能完全操弄的,那样就只能是完全丧失文学生命力的公式化、概念化之作,如台阁体和八股文那样必遭人唾弃。具体、生动、鲜活、感人的文学形象性特质,必然要求突破一切公式化、概念化的教条,而具有丰富、复杂、深邃的思想认识和艺术审美价值。

  总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是当代最先进、最科学的,因此我十分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同时,又必须吸取以往的教训,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极端化,而应力求把握其精髓,即实事求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以上所述,既是我的治学方法,也是我的思维方式和治学理念。要使它得到成功运用,仅从治学方法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者还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虔诚、坚定的信仰,有恢宏的精神气度和格局,有深邃洞察力的眼光。如此境界,是我毕生的追求,绝非一日之功。

  六、问:为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早日成才,您对青年朋友有何建议和寄语?

  答: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我很羡慕现在的青年朋友,你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和科研条件太好了,是我们过去所望尘莫及、企求不得的。但是条件好了,也可能产生副作用。如浮躁浮夸,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不肯下苦功夫,甚至学术不端,制造出许多“学术垃圾”。我的人生和学术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不顾一切挫折和打击,务必在学业上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投入。有“舍”才有“得”,有投入才会有产出,有多大的投入,才会有多大的产出。投入,就是要下苦功夫,勤学苦练。

  “业精于勤,荒于嬉 ”(韩愈《昌黎集·进学解》)。无论是要取得学业的长进,或者是要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成就,都必须以勤奋努力为前提和基础。不是一般的勤奋努力,而是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投入,具体地说,要做到“四勤”。

  一是勤读。对于青年朋友来说,读书是获取知识和才能的首要途径。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知识的宝库,社会进步的阶梯。要养成勤读书的习惯。对于经典著作,不是读一二遍就算了,而是要反复地读,做到真正读懂、读通。

  二是勤记。对于重要的知识、定义、定理、定律、公式、名言、妙词,等等,不只要弄懂弄通,还要勤于记忆,做到烂熟于心,脱口而出,随手拈来,运用自如。

  三是勤思。对于所学到的各方面的知识,要勤于思考,要把它们互相联贯起来,作纵向、横向、顺向、逆向等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进行逻辑归纳演绎、综合推理、历史合力的立体分析,定量定性分析,人的心理和精神分析,力求使自己的思考符合客观实际,具有科学性。通过思考、分析,不仅可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更要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力求提出自己的创见。

  四是勤写。要把自己学习、思考、分析、研究的心得体会,加以整理,用简明生动的文字把它写出来。所写的内容,不只有知识积累型,更有发现型,不只有继承性,更有创造性,这种勤写,既为提高自己的文字写作能力所必需,它本身又是对于学习和研究成果的深化和巩固提高。

  “我也很勤奋努力啊,可怎么就是效果不理想呢?”朋友们的烦躁、焦急心情,我很理解,因为我也有过同样的体验。问题在于,知识的积累,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术研究的成果,需要经历一个培土、育苗、成长壮大,然后才能开花结果的艰难历程。两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这中间,经常会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惑之中,但只要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就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所谓“寻寻觅觅”“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正可借用来说明我辈钻研学问的心路历程。俗话说得好:“功到自然成。”我的体会,这种“功”,绝不只是下通常的功夫,也不只是短时期即能奏效的,而是要花超常的功夫,作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一般人的所谓“勤奋努力”,往往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地步。如同烧开水一样,只是花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努力,烧成七八十度的温吞水,就知难而退了,这样也就永远不能把水烧开,不能使水达到一百度以上,也就不能使它发生“质”的变化:由液体变成气体。我们在学业上的勤奋努力,也同样如此,必须做到百分之百的全力投入,才有可能收到明显的效果;即使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差百分之一也不行。别小看这百分之一,据科学检测,黑猩猩与人的遗传基因,百分之九十九都相同,只有百分之一的差异,就造成了黑猩猩与人的巨大区别。可见若要取得理想的效果,绝不能有一点松懈。

  “我大概太笨了,缺乏天才,再勤奋也无济于事。”有的朋友不检查自己的勤奋努力是否达到了百分之百的要求,却这般归咎于自己的天性“笨”而泄气了。其实,人的潜力是很大的。早在本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威康·詹姆斯即指出,一个普通人只运用了能力的百分之十,还有百分之九十的潜力。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在1964年出版的《人类潜在能力探索》中估计,人的能力只用了百分之六,还有百分之九十四的潜力。苏联学者伊凡·叶夫莫雷夫说过:“人的潜力之大会使人震惊万分……如果我们迫使头脑开足马力,我们就能毫不费力地学会40种语言,把苏联百科全书从头到尾背下来,完成几十个大学的必修课程。”据我的观察和体会,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天赋才能是差不多的,关键在于后天的学习和努力;即使属于真正的天才,也必须经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方能收到成效。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列夫·托尔斯泰,不愧是个罕见的天才作家。可是他写《复活》开头竟然写了29稿。一个天才作家尚且要如此勤奋努力,我们以“笨”自居的庸才,有没有以不厌其烦地写29稿的勤奋精神来从事写作呢?照理,越是自认为“笨”,越应“笨鸟先飞”,以后天的加倍努力,来弥补先天的不足,岂能以“笨”作为放弃勤奋努力的借口呢?可见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聪明与愚笨之别,而在于肯不肯下苦功作百分之百的努力,把自己的潜力充分地完全地发挥出来。“皇天不负苦心人”,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做百分之百的努力,终有一天会获得理想的成果的。

  “现在已进入电脑时代,还用得着像你们老一辈那样拼命勤奋努力吗?”有的青年朋友提出这样的疑问。其实,电脑等一切先进的工具,可以为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是它们都必须靠人来设计、制造、操作和不断更新换代,离开人脑就成为一堆废物。一切都必须以人为本。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容不得半点懈怠,只有更加发奋努力,充分发挥自已的主观能动性,包括善用、巧用电脑等先进的科技设备,才能稳操胜券。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之所以特别喜欢选拔中国的研究生,据说即因为他看重中国学生的勤奋和肯吃苦。他要求他的研究生进入实验室连续工作24小时已经远远不够,而需要连续工作两周以上,才可能有新的发现。可见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是使我们可以放松勤奋的力度,而是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这样的生活,不是太苦了吗?”是的,要想取得丰硕的成果,就必须经历千辛万苦的奋斗。没有“太苦”,哪会有大乐呢?当你以自己创造的丰硕成果奉献于人类社会时,你就会感到这是人生的最大快乐、最大幸福和真正的美。如同A·托尔斯泰所说,一切真正的美,都“要经过三次血水的浸泡,三次石灰水的冲洗,三次清水的涤清,才能净化”。天才在懈怠中必然枯萎,在享乐中必然腐烂,在阳光下必定黯然失色,而唯有在勤奋中才能孕育,在艰难中才能成长,在黑暗中才更显得光彩迷人!但愿我这句“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投入”,能为青年朋友在立志成才的道路上,点亮一盏灯,能在你们的心头激起越来越强劲的活力。

  我坚信你们一定后来居上,只要你肯努力。

  2020.11.21.于安大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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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桐城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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