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现代历史人物群星灿烂，我在写《朱光潜大传》时，知道朱光潜与章伯钧、章道衡、徐中舒、李则刚等是同学，虽然都是家乡先贤，却无暇为他们及其他人一一写传。能否弥补这个缺憾呢？家乡先哲严耕望先生主张治史者要做一点“面”的研究，说：“作平面的划割，更不容易。因为时间前后固有关联，有影响，而同一时间的各项活动更彼此有关联有影响。所以研究问题不能太孤立，只在某一小点上做功夫；至少要注意到一个较大的平面，作‘面’的研究。”

　　2017年华文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皖江文化史》（自先秦至清代部分），是一次“面”上的研究。本书虽取名《现代皖江文化概论》，内容与笔法上，仍然是一部“史”书。因选题是先前定下的，不便修改，仍叫“概论”。但不影响本书在内容上与《皖江文化史》相衔接，相当于《皖江文化史》中册（民国部分）。很希望将来有机缘也能将《皖江文化史》下册（当代）写出来，完成一个系列。胡适先生写书，常常有上无下，是个教训。

　　本书在文风上，仍采取了我喜欢的“叙事”方式，而避免了方志类词条式的、没有生气的笔法，穿插一些故事，这也是方苞所提倡的文风。笔法上，尽量采取了当事人的文章或回忆，多挑选一点相关人物有代表性的文字，以“一滴水见太阳”。古人主张述而不作，以尊重历史，“论”多必失。引用原汁原味的文献，比笔者间接的转述，更容易拉近读者与历史人物的距离，这也是胡适主张写人物的笔法。限于篇幅，本书只选择当事人一个或几个故事，不能面面俱到了。事实上，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能单独成书。

　　写本书涉及很多资料，顺藤摸瓜，常常有意外所得。由徐中舒而及徐天闵、胡渊如，由潘伯鹰而及吴北江，由安徽大学而及杨亮功、何鲁、苏雪林等，因徐中舒而及清节堂、育正小学、清节堂织布厂的由来以及与胡竹芗的交往，由朱湘而知道他与杨亮功的过节，由吕露光教授母亲的一篇回忆文章而补充了陈遐文、郑启愚的资料等等，都是写本书的意外收获。

　　本书许多内容相互交叉，分类故不能精准。而在一本书中，穷尽一个区域的故事是不可能的。如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陈望道先生、周建人先生，虽在安庆教书却未留下多少文字。此外，任何史书作者，都只是“一个人”的历史观。马其昶写《桐城耆旧传》，担心不能收齐而冒渎古人，是有道理的。好在重要历史人物，甚至一些并不为大众熟悉的人和事，只要有文化史价值，我都尽量收入书中。另一方面，为避免部分内容与我已写的著作（如陈独秀、胡适、安庆佛教文化等）重复，定稿时根据编辑的意见删去了7万字。

　　昔日，我曾住近圣街69号4年（1974-1977），因写此书。我知道杨亮功20世纪30年代即住近圣街38号，离我家旧址不远。此外，徐天闵家世居近圣街，潘季野曾在近圣街置房，胡子穆20世纪30年代曾安排安徽大学教授住在其近圣街的住宅，我20世纪70年代邻近话剧团宿舍区，民国时期是一家剧场，而新中国成立前夕，严凤英曾在枞阳唱戏的地方，就是我后来住过的枞阳县委大院……每读先贤轶事，感慨不尽。由此可知，人之所知何其少，而遗漏又何其多。朱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