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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时期蚌埠的娼妓业和慰安所
2008年12月09日08时29分   来源: 安徽历史网

  1938年,蚌埠沦陷以后,日军为了侵略和奴役政策的需要,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来摧残和麻痹中国人民,同时一些汉奸、发国难财的奸商,为取媚日军及满足荒淫无耻的生活,在他们扶植保护下,污染社会的娼妓业一时成为群丑群起效尤的兴盛行当。

  一、娼妓业和蚌埠城市形成几乎同时,早期有清江帮、扬州帮、苏州帮等分别。北洋军阀时期,市政当局公开征收花捐,卖淫成合法行业,国民党有识之士虽一度禁娼,终成一纸空文。1938年2月,日军铁蹄践踏蚌埠,蚌埠成为伪安徽省省会。在日伪扶植下,妓院日趋增多,早先就有“花娼街”之称的华昌街,更加成为娼妓的麇集之地。日伪时期,华昌街的妓女大多住在旅馆里,如惠中旅馆是较高级的旅馆,有三层楼,内设饭店,经营南方风味小吃,也办宴席,淮扬细点也比较有名。这个旅馆的二层楼就住有两家妓女,其中有一个龟头(自己会拉琴)带有8个姑娘。这些妓女都是南方人,会拉琴唱戏,是华昌街上所谓上等妓女,嫖客都是些当时有身分的人物。华昌街上的月宫戏院,在鬼子来一年后改为华昌旅馆。这个旅馆房间几乎住的全是妓女,总共有20余名龟头、鸨母所带的50~60名姑娘,是妓女最多的一家旅馆。当时这里住的是所谓最下等的妓女,不管是跑小生意的还是兵痞,这些妓女为了谋生,只能什么人都接待。其他小旅馆也同样住有妓女,诚诚旅馆住有2户,3名妓女;金陵旅社住有4户,7名妓女。妓女除了住旅馆以外,还有不少在自家住房或租房接客的。如德和里住有1户,2名妓女;鼎余里住有13家左右,17名妓女;芝麻巷住有3家,6名妓女。此外,在华昌街两边民房里,还住有20多名妓女。在华昌街东边有个二层楼的鼎余公司,日军来后被占用,改为妓院,叫做千金馆。里面是日军掳掠来的朝鲜姑娘和日军随军妓女。这里只有日军军官才能进去,一般人不敢靠近。当时在华昌街上,不仅有专门以卖淫为业的娼妓,还有以“戒吸所”为名,实则是吸食鸦片烟、海洛因等毒品的吸毒所,有的“戒吸所”的所谓女招待,实则是出卖色相的暗娼,烟馆老板为逃避花捐税,强迫这些姑娘接客。如芝麻巷就有一家私人开的土膏店,是3间正屋带2个厢房的一个院子,老板带有三四个姑娘。与华昌街相连的二马路,也是妓女较为集中的地方。二马路西边的万华楼,住有15名妓女;中段闹市区的交通旅社,共有5层楼,中间一层楼也住有11家妓院老板的妓女;东边的华北公寓,也住了妓女。横铁路西边的成业里,更是妓院集中的地方,这条不长的小巷子,几乎住满了妓女,龟头有李筱亭等10多家。少的1家只有1名姑娘,多的有近10个。成业里的妓女一直是所谓一等妓女,她们不仅姿容出众,而且有的会唱、有的精于弹奏丝竹,还有的唱拉俱精,她们大多住在妓院老板家里,妓院也都收拾得古香古色,富丽堂皇,因此,这里就成了军政要人、富商大贾的游乐场,他们往往还在这里商谈政事,洽谈买卖,设局应酬,由于这些妓院要价特高,一般嫖客是不敢问津的。此外,老大街北头的中央旅社,住有六七家妓院,10名妓女;老大街顺兴旅社楼上住有3家,9名妓女。中山街大成旅社住2房3名妓女;大观园巷住有2名;篾匠街住有3家,5名妓女。其他地方还分布有一些妓院。以华盛街为中心,娼妓几乎遍布全市。据维新政府安徽省会警察局于1941年9月呈送汪伪警政部及省政府一份呈文夸耀“窃查本市为省会首善之区,交通畅达,商贾云集,娼妓一业亦极繁盛,现经登记营业者不下于300人”。整个沦陷期间,娼妓人数虽有变化,但总不下于几百人,伪省会几乎成了“娼都”。这些都是向伪政府征收花捐税的花捐所登记领照营业的,其他还有大量的私娼、暗妓,人数难以统计。如西游艺场有一个地方,人称之为快活林。天一黑就有土娼聚集在那里拉人接客。靠天桥一带也有一个快活林,当时喻义街是一条小道,从天桥直通向成业里,这一片私娼甚多。每当黄昏和夜晚,正经人都不愿从这儿经过,男的怕被拉去,女的怕触了“晦气”,万不得已从这儿过了一下,迷信的妇女回去就用草纸点火在面前燎烤一下。很多人家都不愿住在这个地区,家长怕孩子学坏,特别是由于兵痞、流氓多,女孩子们到了晚上都早早回家,不敢出来,否则就有被调戏和被当作私娼的危险。那些被迫出卖肉体的姑娘们都是为生活所迫,身不由己,常常以泪洗面。

  二、沦陷时期,这些娼妓年龄不大,大多在14岁至20岁左右,从地域上看,有扬州、镇江、清江、苏州等南方来的,还有正阳关、临淮关一带的本地姑娘,南方人、北方人都有。早期娼妓业中曾把妓女分为所谓四等的说法:即苏帮第一,扬帮第二,清江帮第三,土娼第四。但后来由于扬帮龟头较多,带来的妓女也较多,人们就把苏帮、清江帮、镇江帮等南方娼妓统称为“扬帮”,把本地及附近一带北方娼妓称为“土娼”。南方娼妓善于打扮,穿着时髦,梳辫子,大都会唱善拉;北方娼妓穿着没有南方入时,较为土气,被南方妓业老板看不起。扬帮妓女大多带有娘姨,人们称之为小嫂子,负责妓女的浆洗,买菜做饭,客家来时送上瓜果,端盘子,做些杂活,一般比妓女年龄稍大。这些小嫂子大多不拿钱,一般在上盘时由嫖客给些外水,就是她们的工钱。从娼妓来源上看,这些妓女大都是沦陷区的难民,沦陷区日伪统治极其残酷,老百姓为饥寒所逼,被迫出卖亲生骨肉,有的是由于家里贫穷,被龟头鸨母巧言诱骗,或被人贩子拐卖,她们的卖身情况也很复杂,大致有4种情况:一、局卖这些姑娘大都是因为家遇天灾人祸,全家生活无着,加上沦陷区烟馆、赌场林立,有些人抽大烟、吃老海成瘾,或赌博输得倾家荡产,只好狠心把女儿卖给局子(即妓院)里,钱一次交清,人就属于妓院领家(老板)所有,家中从此不得过问。这些老板买的是成年姑娘,买来以后就马上强逼接客。还有一种情况,尤其是扬帮,老板买的都是幼女。如遇有灾荒,就是龟头老鸨们购买姑娘的好时候,他们趁机到灾区花言巧语向灾民行骗,挑选10岁左右的聪明秀气的小姑娘,灾民们为了全家大小活命,只好忍痛出卖亲生骨肉,妓院老板们就用绳子把小姑娘捆回来。买来以后,送去上学读书,请人教拉琴唱戏,再稍大些就教打扮应酬等,然后就叫她出来应局、打茶围、上盘子等,替老板挣钱了。等到14岁以后,就强迫接客。第一次接客叫“梳头”,妓院为赚钱,如同结婚,办得十分隆重,嫖客要先打上几场牌,输赢不算,抽头钱全归老板,还要给姑娘买衣服首饰,到时点上红蜡烛,龟头、鸨母和所有姑娘都戴上花,嫖客还要请上几桌客,另外拿出一笔钱,叫做“梳头费”,然后就可以占有这个姑娘的“初夜权”,任意蹂躏她的清白女儿身。“梳头费”根据姑娘品貌,多少不等,由嫖客和龟头磋商这笔人肉交易,少则200元,多则甚至花到1000元,因此,也只有一些大阔佬才花得起这笔钱。这个姑娘以后就被老板逼着出去接客,替老板挣钱。一开始老板要花上一笔钱,但老板并不傻,相反,老板从生意眼出发,花上几个钱,很快就可以百倍、千倍地捞回来。如顺兴旅馆有一个龟头买了一个幼女,10岁教会了弹唱,取艺名叫十岁红,会唱“击鼓骂曹”等京戏,以后“梳头”时龟头向嫖客大大要了一笔钱,接客后,嫖客送个条子也要5元、10元不等,走动还有两个琴师跟着,唱戏应局要另外给钱,成了老板的一颗摇钱树。日伪时期“更高级”的妓女是惠中旅社和成业里的妓女,成业里的妓女大多是从幼女买来,是当时的名妓,专门接待富贵要人,来打一次茶围要40~50元,接一次客要几百元,而这些大嫖客也往往是挥金如土、一掷千金。这种被“局卖”的姑娘命运最为悲惨,她们虽然挣钱很多,但钱自己一文拿不到,全部被老板吞没,老板只是供应她维持生活需要的吃穿。待到年龄较大,挣钱不多时,由老板转手卖给别人,或嫖客看中的花钱赎身,自己丝毫没有人身自由。一纸卖身契,不知毁了多少纯洁女儿的青春!二、捆账这是一种定期契约妓女,大都也是因为家境所迫,为了糊口,或父兄无赖,吸毒赌钱;或寒门小户,突遭横祸,经济窘困,无法措手;或欠债累累,被债主登门催逼索讨,迫于无奈,只好忍痛典当给妓院,或三年、或五年,双方先订好契约,卖身钱由老板一把交给家里人,生死病灾,听天由命,家中不得过问,这期间,收入全部归老板,到期根据双方契约条件,或花钱来赎,或领人回家,要提前领人,就要另谈条件,加倍出钱。这个期间,姑娘就如同被捆在账上,动也不能动,故名“捆账”。这些被捆账的姑娘,虽然有个盼头,想早日熬到时间脱离苦海,但被卖过娼门的人家,都是贫无立锥之地的穷人,如有一线生机,谁愿典当亲生骨肉!因此,即便到期,有的也往往无法谋生,只好重操旧业。三、分账妓院老板和姑娘家里或姑娘本人订好契约,或对折,或四六拆账不等,也定期一年、二年。

  这些姑娘中,既有为了生活卖身的女子,也有捆账期满,又被迫卖身的女子,她们由于种种原因,或人单势孤,或人地两生,为谋生计,只好由老板剥削。接客收入与老板拆账,或对分,或老板六成、妓女四成,平时出条子、上盘子、打茶围等收入也完全归老板。开房间、伙食等由老板负责,这些妓女虽有一些收入,但大多数要养家糊口,所以收入是所剩无几,有的对折的妓女也要负担一部分房租或伙食费用。日伪时期,这种拆账妓女也为数不少。四、“自由”妓女所谓“自由”妓女,即自卖自身,没有龟头、鸨母带领,自己做生意,经济收入和支出全由自己负责。她们都是穷人女儿,为养活全家老小,只得堕落风尘,青楼卖笑,其中也有不少是捆账或分账期满的妓女,世界虽大,却无其他谋生之路可走,又不甘受妓院剥削,只好再忍辱含垢自卖自身。她们大多是和家里人在一起,有的姑娘是自己嫂子当小嫂子,父母兄嫂全靠她维持生活。华昌街有两对姐妹自卖自身,一对姐妹姓张,镇江人;一对姓孙。也有的和别人在一起搭伴,如惠中旅馆就有一个姓蒋的姑娘,带一个小嫂子开房间。此外,还有大量的土娼也是自己做“生意”。这些姑娘当中,不少人要供应全家老小吃饭,有的还挣钱给父母治病。所以家里人眼看亲生女儿遭受凌辱,为全家不致饿死,尽管心如刀扎,也是无可奈何。这些所谓“自由”妓女,虽有一定收入,但要交纳花捐税,此外,租房间、生活开支也要用去相当一部分。因此,虽极力挣扎,也只能勉强维持。更何况,为保证日伪政要阔佬们不致患病,按照伪省会警察局所谓娼妓健康检验暂行办法规定,凡在省会营业娼妓,均须到蚌埠病院定期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再向警察局领取检验许可证,然后持证向征收花捐机关登记领证,方可营业。凡患有花柳病症,或经医师检验认为有花柳病或传染病时,须立即缴还执照,停止营业,待治愈后再经过申请领取执照,所有诊治、医药等费概由患病者负担。这一道道关卡,就是一个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有的敲诈敛钱,有的借机凌辱。有时便衣侦缉、土棍、青帮等还上门敲诈,妓女为了能够“营业”,还不能得罪这些人,只得小心应付。所以,“自由”妓女的生涯,也是充满了斑斑血泪。

  三、娼妓以卖淫为职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谁有钱,谁就可以随意玩弄,无异于人肉市场上的商品,被人不当做人看,严重摧残了妇女精神和肉体,侮辱了妇女的人格。妓女出卖皮肉得到血泪钱,给人开心取乐、唱拉得到的叫条子、打茶围的收入,以及出卖身体应局的局包、住厢(夜度资)完全归老板所有,或受到花捐所、龟头的层层盘剥,她们毫无人身自由,完全受老板控制。就是少数所谓“自由”妓女,虽在经济上略为宽裕,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经常受到日伪汉奸、黑社会分子、大大小小的地头蛇的敲诈、勒索。她们尤其害怕的是一旦染上梅毒、淋病、传染病,无法营业,又无钱医治,只有听天由命,坐以待毙。即使有“高级妓女”,如沦陷时成业里是达官贵人的游宴场所,这里的姑娘虽然穿的漂亮些、吃的好些、住的好些,但也是如笼中鸟、池中鱼,是别人手里的玩物。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要随时陪客打牌,替人解闷,受人凌辱,有的被阔佬看中,赎身买去做个小妾,即使得宠一时,一旦被玩腻,失去欢心,就被转手送人,有的还被屠杀。下等妓女的命运就更加悲惨,而且沦陷时,这些妓女为数最多,她们不仅要受兵痞、土棍的气,有时还被嫖客暗杀,掠其多年苦心积攒起来的金银首饰而逃。平时,妓女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走红的妓女,能为老板挣钱,吃穿上稍好一些,一旦生病,或几天接不到客人,轻则辱骂,穿衣吃饭上老板就十分苛刻;重则殴打,并且什么杂活都让你干。妓女在接待嫖客时也要十分小心,遇有脾气不好的嫖客,要百般小心待候,使他不发脾气。有的嫖客喝得醉熏熏的,或打骂妓女,妓女不堪其辱,半夜把嫖客推走,嫖客嚷着要找老板还账,鸨母捞不到钱十分恼火,就把妓女衣服脱光,用鸡毛帚、竹板条子,或皮鞭,把姑娘身上打得青一片紫一片的,打了还不准哭。嫖客认为自己拿钱买“春”,天经地义,而姑娘们为生活所迫,身不由己,只得含悲忍辱,还要强颜欢笑,就是伤心流泪,也不能让老板看见,正所谓,锦帐藏“春”,嫖客恣意逞淫暴;罗裙翻污,姑娘饮恨暗吞声。华昌街一个妓院里,有一个姑娘,只有十四五岁,龟头强迫她接客,她不愿意。当时正是冬天,外面飘着鹅毛大雪,龟头就把她衣服脱光,用皮底拖鞋把她身上打得皮开肉绽,还不准别人拉。

  有的大点妓院还有专门房间供打姑娘用。妓女不接客的时候,还要受龟头凌辱。正因为如此,妓院的非人生活,姑娘们不堪忍受,都想早日脱离苦海,有的找人赎身从良,有的不堪凌辱、一死了之,有的逃走。妓院老板也不想把每个妓女留长大,一则年龄小的姑娘便于控制,年龄稍大,懂得事多了,就要反抗;二则年长色衰,车马冷落,替老板赚的钱少了。所以老板看油水快榨干了,就一脚踢开,找人卖掉。而这些妓女到下桥从良之时,老板最后还要把她赚来的钱抄掠一空,头上首饰、一身衣服也全部留下,由前来赎身的丈夫重新做衣服来领取。

  四、开妓院的龟头、老鸨,来源不一,有的原来就是吃娼门饭的从外地转来蚌埠的,有的原来是商人,因看娼妓业薄本巨利,于是改行专操淫业。或一边经商,一边做娼妓生意,为了吃稳娼门饭,妓院大都和日伪、宪警地方势力有勾结,有的妓院老板本身就是汉奸,如开慰安所的赵瀛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赵瀛州,扬州人,早年来到蚌埠,曾和别人合伙开过二马路旁的春园浴池,后自己独自经营,改名蚌埠浴池。在中山街也有他两间门面的和平印刷厂,两个圆盘机,三四个师傅,几个学徒,印刷些商标广告。赵还玩过古董,但他最大的生意还是娼妓业。赵瀛州看到娼妓业是一个赚钱的行当,他就从扬州骗买了一些姑娘,带到成业里住,开起了妓院。他买的都是幼女,经过训练,长大都善弹会唱,红极一时,成业里有不少名妓,而赵瀛州的妓女是当时最红的。他后来还开过一大公司旅社,这个旅社冬有火炉、夏有风扇,内部装饰十分考究,里面妓女大都会唱京戏,这些妓女都给赵瀛州赚了大钱,赵也成了娼妓业的头面人物。赵瀛州身体肥胖,一颗眼珠混沌不清,混名“赵瞎子”,平时居家吃斋念佛,俨然是个善人居士。他是江苏同乡会邛江公所的头头,有时还做一些善事,他和公所的其他头头资助,开办了位于华昌街鼎余里的自修堂,这是一所临时病房,苏北来蚌谋生的伙计病倒了,就住在这个堂里,这些病人经常去吃饭的一江村面店,由于资金短缺和经营不善,快要关闭,他和别人出面,由旅业老板凑钱,使这个面店得以继续经营下去。赵瀛州表面行善礼佛,实则心如蛇蝎。他做善事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减少麻烦,保住自己这个会所头头的脸面,同时拈搅人心,以掩人耳目,邀名揽誉。他不仅把自己家乡的不少姑娘推进火炕,而且在蚌埠沦陷以后,按照倪道的授意,搜索妇女多人,竟然成立了慰安所,专供日本兽兵蹂躏。1938年夏初,坐落在中山街北头的大观楼旅馆因为日军入侵,无人居住,已成一座空楼,楼上楼下有30多间房,因为这条街道连着华昌街和二马路,虽居闹市,但地点适中,又很安静,同时附近就是富润里日本宪兵队,不远处,还有伪警察分局和便衣队,赵瀛州认为这里对日本兵来说很安全,于是把房间布置一新,并且按照日本人生活习惯,设置了榻榻米,还由慰安所的账房先生出面,在慰安所对面开设了麦笼香茶食店,供应日本嫖客点心。赵瀛州然后纠结了一批龟头,每个龟头有一两个或三五个姑娘,同时,另有一部分是被拐骗、强抓进来的沦陷区的少女或良家妇女,如有一个妇女丈夫被伪军打死,本人也被抓进慰安所。总共有30个左右,多是扬州龟头带的姑娘,赵瀛州自己带有三四个姑娘。慰安所里使用人员六七个,除了一个看门的外,其余都是赵找的亲戚或同乡,有专门卖牌子的账房先生(原来是个行商,后来改开妓院,也是个龟头),有做饭的,一个管吃不给钱干杂活的老头,还有两个专为日本兵服务的招待员和翻译,这个翻译原是一个剃头匠,去过日本,会讲几句日本话,赵把他找到充当翻译。白天由账房先生照管门面,赵瀛州晚上回来和账房先生算账收款,晚上大多睡在慰安所。强逼进慰安所的姑娘每人一个房间,每个房间编上号头,因为夜晚鬼子兵一般不许外出,接待的时间多是白天,鬼子兵来后到账房先生那里按号头买好牌子,两块钱军票一个小时,然后鬼子兵就拿着牌子到房间里去。这些姑娘每天都要把牌子交给她们的龟头,龟头凭牌子向账房先生算账,赵瀛州在收入中提取二到三成,龟头得七八成,姑娘们一子不拿,慰安所对她们十分刻薄,吃的饭是大锅饭菜,一菜一汤,只够勉强维持。赵瀛州和龟头为赚钱,强迫姑娘多接客,有的一天甚至被糟蹋十几次,鬼子兵还常常喝醉酒闹事,有时互相打架,有时无缘无故地打人耳光,砸东西,殴打姑娘,常常把人打得死去活来,更不知有多少姑娘不堪忍受侮辱,以死相抗和被糟蹋致死,冤沉海底。

  大把的军票却流进赵瀛州和龟头们的腰包。赵瀛州用出卖姑娘得来的造孽钱,在成业里买地置房子,一下子盖了十几间,里面陈设十分讲究,还有不少男女仆人;赵瀛州自己还雇了车夫,置下了自己专用的黄包车,经常出入应酬,和不少日伪头头们常有往来,勾结甚紧。赵瀛州开办慰安所,民愤极大,也为此而臭名远扬,据说西到西安、北到天津,水陆码头凡是吃娼门饭的几乎没有不知道蚌埠有个赵瀛州和慰安所的,在本地更为老百姓切齿痛恨,以至于人们在打麻将时把七条(形状如龟头)称作“赵瀛州”。赵取媚日军,开办慰安所,遭到人们唾骂,社会舆论反响十分强烈。因此,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在所谓惩办汉奸的时候,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把赵关进牢房。但赵在里面颇受优待,照样吃好喝好,同时托人在外面进行活动,一些国民党要人们也帮他说情,司法当局也知道赵是一块肥肉,也想趁机敲上一记竹杠,不久,据说花了一笔钱,赵就被放了出来。赵瀛州出来后,威风不减,照样在成业里开他的妓院。

  娼妓业是社会腐败的产物,是社会的毒瘤,不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不知造成多少家庭痛苦,亦使不少人走入歧途,同时,娼妓业还传染梅毒、淋病,严重污染了社会,人们盼望着早日结束这个丑恶的现象,但在解放前,只能是一个空想。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市政当局一面唱起厉行禁娼空高调,一面一再提高妓女管理费标准,采取所谓“寓感于禁”的政策,实则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只能给娼妓业大开绿灯,据1947年7月份统计,全市仍有登记营业的妓女253人,而逃避高额管理费的暗娼,不知还有多少。所以,国民党是不想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建国之初,市人民政府立即决定封闭妓院取缔娼妓,并在1949年11月26日,全市统一行动,查封了所有妓院,妥善安置了被迫卖到妓院的妓女,4名罪行严重的龟头被依法判刑,公安机关逮捕了臭名昭著的龟头赵瀛州,经过群众控诉和司法机关审判后,以汉奸罪对赵瀛州处以极刑,使全市人心大快,这个恶贯满盈的汉奸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禁娼,彻底结束了旧社会统治者和剥削者蹂躏妇女的残酷的罪恶制度,根除了这一伤风败俗的丑恶行业,使原先受凌辱和被迫害的妇女,从此走向新生。

 
编辑: 黄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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