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司机与乘客之间，车费是本源性的冲突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按照世俗的观念，这恐怕是的哥的原罪，而且无可救赎！其实，无论乘客还是的哥，心理活动虽各式各样，却也昭然若揭，细细琢磨，不为那几个钱，光这心机就令人动容，总结一下，大致有如下款式。

　　精确计算型：一次在锦辉商城上客，要到工人村。我按照乘客的指示，经大桥下红灯区进入东面桥头，出桥头左转进村，行至养路费征稽处门前时，她喊道：“停！别走了别走了就这个垃圾箱。”此时计价器显示八块四，按例四舍五入，收了她八块。客人拎着一大堆东西，下车后继续朝前走了十多米才拐入一条胡同，这让我满腹狐疑。通常，乘客大都恨不能让你把他们送到炕头才肯下车，这位……待我刚刚起步，距那个垃圾箱也就两三米光景，计价器立刻蹦字儿，八块八！

　　还有绝的，曾经有客人问我：“师傅，你说这车要是变换车道的话，计价器是不是多蹦字儿？”

　　飞机不换道，想省钱你租直升机呀。

　　精神胜利型：这类人在掏出钱包之前，一定要把价钱压到最低，搞得司机要上吊才行。大连这地方，跟出租车司机砍价的，多见于外地客人。这不仅因为他们所在的城市，即便乘坐循规蹈矩的合法出租车，也可以像买萝卜一样讨价还价。更重要的还在于，买方因此固守了得天独厚的心理优势，压下去的价钱，恰好使这个优势得以量化。

　　经常有客人来到车旁，问到某某地多少钱？开始我傻了巴叽实话实说，二十八或者三十二等等。可这样做的结果总是很恶心——若坚持不降价，就做不成这单活儿，没得赚；降价吧，又于心不忍，汽油这么贵，说是接轨却又光涨不跌，总不能一趟活儿就赚个油钱吧？再说，坚持物价政策是每个的哥应尽的职责，咱不能对不起党和国家对的哥的关怀。经历得多了，对策也就有了：谁再问价，明明二十八，就告诉他三十九，纵使他一刀削了我九块，还多赚两块。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很好，客人得到了胜利，我得到了金钱，双赢。

　　打车族有喜欢一口价的，喊一个价钱，你爱去不去，这类客人不太好对付。不过，假如路途不很熟，只凭想象喊价，失手就在所难免了。记得有一次我从“熙宴”山上送客下来，途经森林动物园门前，三个人上前拦车，雄赳赳地问道，“软件园四十元去不去？”我想都没想，“请上车。”

　　我恰好在这个位置载客去过那里，打表三十六块四。

　　“灌夫”型：据史书记载，灌夫这个人一喝酒就要说真话，搞得别人很难堪。我觉得，与其说他仗义执言，不如说酒后吐真言更恰当。灌夫型乘客则不同，他们喝了酒以后，往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他们做得更好。这些人大多豪爽得很，偏又让的哥爱恨交加。爱他们，是因为他们不跟你穷算计，一大把钱塞过来，然后摆摆手，不用找啦(其实事后点钱，往往也就多个三块两块，可见人虽醉心有数)。不仅如此，还喜欢在坐垫上留点礼物，手机啊钱包什么的，总能带给的哥意外的惊喜。诸君明鉴，这叫仗义疏财。恨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出租车当马桶。试想，人要是喝成这个样子，钱都不跟你算计了，要是指望他们光是吐口黏痰，可就乐观得不像话了！

　　我曾经在车上捡过一个V3，犹豫了三天，还他了。他来自西安，是个做PPR管材的商人，虽然喝得烂醉如泥，还知道让我停下车，一个人冲到马路边，抱着路灯柱子吐了一大堆东西。黑乎乎的，估计大部分都是海参。

　　在鞍山路拉过一个客人，什么地方他不说，只说往前开。开了刚刚二十多米，三挡还没上呢，他说到了，随手飞给我一张十元钞票，“不用找……找啦，你们也……不容易。”然后，摇摇晃晃地下车走了，也不知他要到哪儿去，这附近全都是围墙。唉，人要是喝到这份儿上，说话做事就真的没谱了。

　　居不重席型：这部分乘客在营运市场中占相当比例，其中本地人居多。生活的艰辛，使得他们每个人都是节俭的楷模，除非必要，绝对不肯叫出租车。对他们来说，出租车只是最为快捷(当然也是最为昂贵)的交通工具。曾经在山屏街载过两个中年妇女到殡仪馆，眼睛红红的。听说话是老姊妹俩，她们的哥哥死了，告别仪式定在九点整。那时八点已经过了，两人在公交车站等车，看我车过来，其中一个把手抬起来。临上车时，另一个还不情愿，说咱还是等712吧。那个说，别絮叨了来不及了！倒三遍车，等你到了黄花菜都凉了。说着，硬把她塞进前面座位，关上车门。

　　——顺便问一句，谁能告诉我，黄花菜为什么凉不得？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几十年，终不得要领——车子开到马栏广场，后边的冷丁问了一句：“姐，咱哥五十三还是五十四？”前面那位盯着计价器，喃喃地说：“三十，刚刚还二十九块六呢。”

　　我把这件事说给同行，他们听了，笑得满地打滚。可我笑不出来，就像有个兄弟对我说的那样，下半夜一点多他等在一家小饭馆门口，盯着在那里面喝酒的最后两个人，打定主意做了这单活儿再收工。谁知这俩家伙喝完酒，竟歪歪斜斜地摸进隔壁的小旅馆，害他白白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尽管很滑稽，我不是也没笑出来么！(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