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金陵掌故》书中的《杜牧诗吟杏花村》文中提到“湖北麻城有人提出，麻城宋埠歧亭镇北门外有杏花村遗址”，有人坚持说杜牧《清明》诗指的就是麻城歧亭之杏花村。经湖北省黄冈市委办公室帮助，送我一份《杜牧与歧亭杏花村》的署名文章。办公室同志信中称，这是作者“过去考证文章”。

　　《杜牧与歧亭杏花村》文中首先肯定：麻城歧亭“齐梁间为赤亭县”，唐武德八年(625)并入麻城。现为麻城市西南重镇，“历为水陆交通之要冲，经济繁华之商埠”。“北郊至今仍酒肆林立，杏花繁荫。”歧亭杏花村在历史上也很有名气，此处“葬有北宋大文豪苏轼曾为之作《方山子传》的好友陈季常墓，杏花古刹中悬挂着清乾隆皇帝钦赐金匾”，清张之洞曾为宋贤祠题有匾额。其二，“杜牧离京外放”有“政治上受排挤的因素”。唐会昌二年(842)春天，时任比部员外郎的杜牧改任黄州刺史，他是带着“悲愤而凄凉的心境”，“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再“越豫南经麻城之阴山关”，“经过两千多华里的跋涉于清明时节抵达歧亭杏花村。正逢连绵春雨，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著名的《清明》诗”。杜牧《题齐安城楼》诗也可以为证。其三，从清明时节的气候、物候对比后指出，“山西杏花村断不是杜牧所指之杏花村”。从杜牧在池、黄二州的心情心境对比后指出，“赴黄州途中才是杜牧‘欲断魂’的伤心之旅”。据作者考证认定：“真正为杜牧诗中牧童遥指之‘杏花村’，乃今麻城市歧亭北郊之杏花村。”

　　该文认定“杏花村麻城说”，笔者以为主观推测成份多于文献资料佐证。从古代《黄州府志》和《麻城县志》记载来看，难以认定杜牧《清明》诗所指的是歧亭北郊之杏花村。理由是：

　　其一，麻城市歧亭镇北郊确有杏花村，始见于北宋年间。清光绪《麻城县志》卷七“古迹考”记有：“杏花村在歧亭，有杏林杏泉，陈慥隐居处，旁为东坡桥。”陈慥墓葬于杏花村。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少年时与苏轼交往甚笃。苏轼在《歧亭五首》序中曰：宋“元丰三年(1080)正月，余始谪黄州，至歧亭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明年复见之……其后数往见之必作诗……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而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苏赠陈慥诗多首，并撰有《方山子传》。清潘元会在《歧亭修官廨记》中曰：“宋元丰三年，以东坡访故人陈慥于此，留五日赋诗而去得名。”于成龙在陈墓侧建宋贤祠，在《建宋贤祠引》中曰：“由来人以地传者十一二，地以人传者十八九……迨东坡一过杏花村，坐萧然环堵中，依依有故人情。一旦使其地与人并传千古，是黄州之有歧亭，因季常之一寓。而歧亭之有季常，又因苏子一识，故夫之得名，良有以也。”《麻城县志》中有王元士《歧亭山川古迹考》和胡钅宏《歧亭杏花村记》。记中曰：“歧北三里许有杏花村，陈季常隐居处也。季常洛阳人，好宾客，喜声妓，号龙邱居士。

　　少与子瞻(即苏轼)友善，后侨寓歧。”“村多佳致，绕篱植红杏数十株。每杏林花发，落英满地，好乌嘤鸣……虽美弗传。杏花村不过弹丸地……然则非季常赖有杏花村，亦村赖有季常也。”据《麻城县志》上述记载可以认定，歧亭及北郊之杏花村由于陈慥隐居于此、苏陈交往于此地而名传也。

　　县志中收有清李廷庸《游杏花村》和徐庭兰《杏花村谒方山子祠》等二首关于歧亭杏花村诗，均未提及杜牧游歧亭杏花村诗。在《苏轼诗集合注》中有《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其中第二首云：“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人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19)此诗是宋熙宁十年(1077)苏轼知徐州时所作。苏在该诗中自注：“朱陈村在徐州萧县东南百里，杏花村与朱陈村相连。”此“杏花村”并非歧亭之“杏花村”。

　　其二，杜牧自长安出发，是经“南路”赴任黄州的，没有必要经过麻城歧亭之“杏花村”。《杜牧与歧亭杏花村》文中认为：唐代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四条干线：其东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宋(河南商丘)；其南路自长安至荆(湖北江陵)、襄(湖北襄樊)。该文认定“杜牧则走的是东路”，由长安赴黄州上任的。因为“黄州辖地紧挨河南，从河南开封越豫南经麻城之阴山关过歧亭到黄州当为一条捷径”。杜牧到黄州是“一定要经过麻城歧亭之杏花村”的。并以200年后苏轼由北宋京都开封贬任黄州团练副使，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为证。同时提到杜牧有《题齐安城楼》诗，认为杜牧“在黄州定居后仍准确地记起长安至黄州的‘七十五长亭’，遥遥的2000多华里路，也可以说是杜牧赴任黄州路线的证明”。

　　纵观杜牧一生，曾6次自长安、洛阳来往于澧州、洪州、江州、黄州、蕲州、宣州、池州、扬州、湖州、睦州等地，大多取“南路”。杜牧于大和元年(827)赴澧州(今湖南澧县)访兄杜悰，即是“路出荆州松滋县”，来回均走“南路”。开成四年(839)由宣州赴京供职，“先于春携弟岂页 赴浔阳，依从兄江州刺史者慥。二月，自浔阳沂长江、汉水、经南阳、武关、商山而至长安”，一路有诗证明走“南路”。开成五年(840)杜牧在京任比部员外郎，“冬，乞假往浔阳视弟岂页疾，仍取道汉上，曾经襄阳……至浔阳”。会昌元年(841)牧“四月，从兄慥自江州刺史迁蕲州刺史，杜牧与岂页 均随之蕲州”。其年七月，仍取“南路”回长安。蕲州与黄州相邻，杜牧来回浔阳、蕲州均走“南路”；黄州离汉江更近，杜牧自长安赴黄州取“南路”，也在情理之中。这是因为地处“秦巴走廊”的襄樊，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更有便利的汉江水上通道。对于苏轼来说，从河南开封越豫南经麻城阴山关，过歧亭到黄州，“当为一条捷径”。如果杜牧走“东路”，先自长安到开封，再按苏轼所走路线到黄州，按俗话说，则是“走在弓背上”。不仅路程远远超过取“南路”下黄州，且要多费时日，还要多受车马、轿舆行役之苦。而且杜牧也有多次取“南路”来回的经验。理所当然地取“南路”赴任黄州，没有必要经过歧亭杏花村。杜牧在《池州送孟迟先辈》长诗中有，“青云马生角，黄州使持节。秦岭望樊川，只得回头别。商山四皓祠，心与摴蒲说。大泽蒹葭风，孤城狐兔窟”句，叙述杜牧自长安赴任黄州的途中经历，亦可证明杜牧是取“南路”下黄州的。

　　至于该文引用杜牧“故乡七十五长亭”诗句，证明杜牧取“东路”，更是经不起推敲的。黄州离长安有数千里之遥，杜牧时而登齐安城楼，凭栏而望，难免触动他的思乡之情。《题齐安城楼》诗则是抒发他“慊慊思归恋故乡”之情。(20)据宋胡仔所撰《渔隐从话后集》卷十五中“杜牧之”条云：“复斋漫录云牧之齐安城楼诗，‘鸣咽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

　　盖用李太白淮阴书怀诗，‘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苕溪渔隐曰：鲁直竹枝词，‘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皆相沿袭也。”(21)

　　其三，明弘治十三年(1500)由卢希哲纂修的刻本《黄州府志》中记有，唐杜牧任“黄州刺史，有才名，多奇节，吏民怀服之。有诗，见艺文”。卷六“艺文”中收有杜牧诗11首，查无游歧亭杏花村的诗篇，也未见《清明》诗。在清光绪二年(1876)由郑修华修、潘颐福纂的《麻城县志》(26册)中，未见杜牧游歧亭杏花村的记载；在卷四十八的“五律”、“五排”、“集唐”、“诗余”、“赋”和“五古”、“七古”、“七绝”、“七律”等诸多诗篇中，均无杜牧《清明》诗。

　　《杜牧与歧亭杏花村》文的结尾写道：“麻城人民正挖掘‘杏花村’这一重要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这也说明作者将进一步查找和挖掘“杏花村麻城说”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