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围绕杏花村归属何地展开考证，否定了杏花村“山西汾阳说”、“江苏南京说”和“湖北麻城说”，认定杏花村归属安徽池州，即“安徽贵池说”。

　　关键词：杏花村归属辨析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由晚唐诗人杜牧(803-852年)所作的《清明》诗，堪称一绝。杏花村也因此声誉鹊起。

　　据悉全国有十多处杏花村，遍及江苏、安徽、湖北、山西等八省。仅以安徽来说，历史上曾有四处杏花村。究竟谁是杜牧《清明》诗指杏花村呢？地望之争古皆有之。时至现代，纷争又起。自1957年起，山西汾阳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杏花村汾阳说，后相继出现杏花村安徽贵池说、江苏南京说和湖北麻城说，各执一词，重开了《清明》诗吟杏花村归属何地之争。

　　杏花村地望之争属历史地理学、方志学和文学等社会科学范畴。亚里斯多德曾说过：“科学具有可证明的品质。”(1)因此，对历史文化的阐释、开掘与发挥应科学有度，不能随意诠释，更不能穿凿附会。但杜牧毕竟是1150年前的古人，那就只好通过查阅古籍、文献和古代各级方志来加以考证了。胡乔木曾说过：“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2)因为“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它翔实地记载了各地的人文历史、政治经济、疆域沿革、气候物候、名胜古迹和艺文杂记等各种乡土资料，参阅各级方志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不足”。据我国方志目录介绍，上述四地均有明、清间的多种版本的《通志》、《府志》和《县志》，如果再参阅一些古籍文献，上述四地“杏花村”地望之争是可以考证清楚的。

　　一

　　1978年底，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刘集贤、文景明合著的《杏花村里酒如泉》一书，是部山西汾酒史话。据该书介绍，汾酒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1916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汾酒荣获一等优胜金质奖章。从此，汾酒香飘万里，誉满全球。如果从北齐成帝高湛(561-565年)时的“汾清”算起，到晚唐杜牧作《清明》诗，在时间上相距300年左右，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但该书硬要把“汾酒”和杜牧《清明》诗指的杏花村联系起来。该书中列有《从“牧童遥指”说起》和《〈清明〉诗说》等二节，从历史、地理、文学和自然气候等方面作出推断：“杜牧《清明》诗所吟咏的，就是我国著名的汾酒产地———山西汾阳杏花村。”(3)

　　确认杜牧《清明》诗吟杏花村在山西汾阳，必须具备三个前提。即：杜牧必须到过汾阳；汾阳必须有杏花村；汾阳必须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该书曾7处引用古《山西通志》和16处引用清乾隆、光绪年间的两部《汾阳县志》上的材料来证实、说明相关问题。应当说，明代成化年间由胡谧编修的“《山西通志》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翔实，保存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4)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方志史上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编纂的《汾阳县志》，重于考据，义例精严、文辞雅驯。这两部志书均受方志学界的称赞。如果前述三个必备前提确实存在，这两部志书上一定有记载的。而《杏花村里酒如泉》书中所引志书中的材料，均回避了上述三个必备前提，可见杜牧没有涉足山西、春游汾阳杏花村，没有在此作《清明》诗。

　　汾阳到底有无杏花村？《杏花村里酒如泉》书中没有明确的回答，且说法不一。一说，“不知什么时候，山洪暴发，直下杏花村，千万株杏树被冲毁了……从此杏花村里无杏花。”(5)二说，“申明亭，就是今天吕梁地区汾阳县城东北30里的杏花村。古代民谣唱的‘汾州府，汾阳城，离城三十杏花村’。”(6)三说，“故事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杏花村绿柳千丛，红杏万株，远近的人们都称它叫‘杏花坞’。”(7)四说，“汾阳县城东北三十五里有永安镇……旧称郭栅镇，离杏花村东堡仅二里，实际上就是杏花村。”(8)五说，清代的多种版本《汾阳县志》有“尽善村，离城三十里”、“离城二十五里曰尽善村”。解放以后比较早期出版的《山西地图》上，也大多标名“尽善村”。据说，这是李闯王“倚马立书，尽善尽美”后，杏花村更名“尽善村”。(9)针对上述种种说法，笔者翻阅清乾隆《汾阳县志》，在“疆域”卷中查无杏花村。在地图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中的“山西省”图上，在汾阳东北只有冀村和罗城，既无杏花村，也没有尽善村。该地图在封底注明，此图是“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笔者注：即1935年上海《申报》刊本8开《中华民国新地图》)绘制的”；“国内行政区划资料截止期1957年3月”。据此，可以肯定地认为：1957年7月以前，在地图上没有山西汾阳杏花村。在古代的山西各级方志上也查无汾阳县有杏花村的文字记载，至于“尽善村”何时更名为“杏花村”，该书也未作说明。

　　汾阳是否“清明时节雨纷纷”？回答是否定的。对地处黄土高原东部的山西省来说，无论是近现代，还是1000多年前的唐代，都改变不了高原的地理现实。即，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在海拔1000米左右，东部和南部又为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环绕，太行山脉耸峙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阻隔了东南方向海洋暖湿气流进入太行山以西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与华北同纬度各地相比更为干寒。山西“年平均降水量从北往南由330毫米增至600毫米……夏季占全年降水量的60%以上，多暴雨。春季降水较少，常形成春旱”。(10)新编《山西通志》九卷六页上统计称：山西“平均每10年约有6-9年发生春旱”。汾阳在桑干河、芦芽山、湫水河一线以南，汾河下游盆地以北的汾河中游，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年均降水“只有467毫米”。(11)“气候暖迟而早寒”，“清明时节草不青”。(12)而《杏花村里酒如泉》书中却认为，“杜牧《清明》诗所写景物，完全符合这里的实际情况”。并例举唐韦应物《送汾城王主簿》诗和两首明人诗作，以及1960年谢觉哉老人参观汾酒厂的题诗，说明“清明前后，汾阳地区依然不乏‘雨纷纷’”。从《送汾城王主簿》诗的内容看，汾城并不是汾阳。汾城地处汾河下游盆地，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而汾阳地处汾城以北的汾河中游地区，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该诗所云“禁钟春雨细，宫树野烟和”，描述的是京城长安皇城内的气候、物候，并不是写汾城春景，更不能说明汾阳“春雨细”、“野烟和”。至于谢觉哉的《一九六○年五月五日游杏花村国营汾酒厂竟日雨中题》诗中的“莺飞草长春已暮，我来仍是雨纷纷”，也是不能证明汾阳“清明时节雨纷纷”。因为谢老题诗是在1960年5月5日，正是农历庚子年四月初十，时值“立夏”，正好距清明节一个月。这只能说明汾阳“立夏时节雨纷纷”。

　　杜牧是否涉足山西、到过汾阳，这是确认杜牧《清明》诗吟杏花村的关键所在。尽管该书也承认“解放前后的许多报刊杂志和出版物都谈到，除了杜牧之外，我国古代许多大诗人、大文学家如李白、杜甫、宋延清、顾炎武、傅山等人，都到过汾阳，喝过杏花村汾酒”。(13)但是，该书又认为“杜著《樊川文集·别集》中，有一首《并州道中》，就是他到过山西的明证”。并说“杜牧在《并州道中》，完全可以翻译为‘在汾阳的路上’。这就非常清楚，杜牧不仅到过山西，而且可以说到过汾阳———至少是到过离汾阳很近的地方”。(14)两位作者又在1982年9月1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杏花“汾阳说”辨》一文，

　　说杜牧的“并州之游，是以一个普通旅客身份出现的，因而在并州道中‘行役苦吟’，思醉遣乏，遇雨而寻酒家，而有诗作，是情顺理合的”。

　　唐诗多出于宋以后文人收辑，常有一诗互见两集的，或彼作误此者有之，或律去首尾者有之。杜牧《樊川文集》二十卷，是杜牧生前嘱托其外甥裴延翰编辑并作序的，当属可信。但《樊川别集》则是北宋田槩所辑，连同后人收辑的《外集》，因别择不严，混入了李白、张籍、赵嘏、李商隐等人之作，甚至有无名氏之作，或他人赠杜牧之作，可信度较差。据编纂杜牧年谱、《杜牧传》的缪钺教授考证：“我以前作杜牧年谱，考证杜牧生平事迹，每年行踪，历久可考，他未到过并州和边塞”。“别集中如《边上春秋》、《青冢》、《边上胡笳三首》、《并州道中》诸诗，也都可疑……可能是他人作品混入者。”(15)杜牧一生著述颇多，从未言及到过山西。从晚唐和北宋人所撰写的各种文献，以及古《山西通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中，从未有过杜牧涉足今山西境内的任何记载。在清乾隆《汾阳县志》的“艺文”卷中，共收有9位唐代诗人的12首诗作，但名无杜牧、诗无《清明》和《并州道中》。从《并州道中》诗的内容看，既然是“戍楼春带雪，边角暮吹云”，怎么能说杜牧“在并州道中‘行役苦吟’，思醉遣乏，遇雨而寻酒家”呢？既然是“极目无人迹”，哪里有“路上行人”，又在哪里寻到牧童，问酒杏花村呢？

　　综合上述“天、地、人”等三个方面的辨析，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杜牧涉足山西、到过汾阳杏花村并作《清明》诗。而《杏花村里酒如泉》一书硬把杜牧《清明》诗吟杏花村说成是汾阳杏花村，实属穿凿附会。因此说，“杏花村汾阳说”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