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鲁老的那天，我站在灵堂里哭了。那是个阳光极其晴美的下午，穿过殡仪馆雾蒙蒙的玻璃，几缕阳光打在一张鲁老的大幅彩色照片上。韩再芬一袭黑衣，站在人群之后哭泣。那天来了差不多有一两千人，光是排队走进灵堂，这一队伍就行进了四十五分钟。吊客如云，鲁老的夫人张嘉扶棺痛哭，被人数度拉走，又数度回头----你们让我再多看他一眼吧！五十多年夫妻，历经风雨，一朝死别。想起苏轼的那阙词来，一时心里无比惨伤。这样的采访对心灵是一种莫大的折磨，加之自己原本在生病，11月28日凌晨，做完稿子的我在省立医院急诊吊水，在安静的诊室里，我想起，这个城市的夜空下再没这位老人温厚的呼吸。

　　这样的采访是尴尬的。在别人如此巨大的痛苦之下，却要去追问那些详情，去逼人回忆一些琐事。对我而言，是件难为的事。我原本知道生命的脆弱，然而真切地面对死亡时，我仍会感到某种命运的离奇、一种巨大的不可思议。11月27日，我在鲁老家里呆了大半天，樱榴居的书桌上，一本徐桑楚的〈踏遍青山人未老〉，仍有读过的痕迹。

　　采访是分两部分完成的。一部分是新闻，一部分是对亲朋好友的采访。而后者的采访让我最大限度地感受了岁月的荒凉。鲁老的那些文坛知交----张贤亮，丛维熙、张锲、顾骧、李国文、吴泰昌.....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他们都是老者。惟有经历过同样的岁月，才能产生最深的共鸣，从而对彼此的命运轨迹发出一种心照不宣的理解。可是，他们都老了。

　　去年冬天在读〈梨花似雪》。频繁出差去北京的那段时间里，一直带着这套书。其实提及作品，那是大家都熟悉的，每个人心中自有评价。而我最喜欢顾骧的一句话，他说：鲁彦周在中央为右派平凡的政策还未下来之前，写出了充满反思的〈天云山传奇〉，从而为那一代知识分子赢得了名声，他证明我们有良知、有见地！

　　一句“知识分子的良知”，让我热泪盈眶。道德文章，忠贞气节，这是些多么好的词，我却是久违了。任何朝代，文人都不重要，他们常常是被轻视、被利用、甚至被侮辱的群体。可是，总有些不怕死的文人成全着朝朝代代的最后良知，从而让一种精神永远不灭，在人心中生根发芽。做文人，做文先做人，重诺言、宽待人、勤作文。今天，这些包装华丽得如同假人儿的作家中，有多少，真正配称上“知识分子”四字？鲁老过世，有太多人写了太多的悼文，而我只觉得，一个笔耕至死、有一种真正传统中国文人美德的老人过世，确是一种莫大的悲哀。琐事不提，谨以此文纪念鲁彦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