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而言，生命里最值得记忆的事情为什么都发生在春天？芸芸众生，换一种说法，就是小人物们，他们中有些人，或许渴望过自己是上天宠爱的那一个，会对自己的命运怀抱一种不同寻常的梦想；可更多的人，或许他们从未想过自己的一生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象他，春天之于他，究竟含有怎样一种神秘的意义？是个人的经历把他生命里的春天涂抹上了鲜明的感情色彩，还是作为季节的春天把他看似寻常的故事渲染的彩霞满天？最典型的中国文人总是善于伤春，因为春天总是离不开春节，总是离不开乍暖还寒，总是离不开桃花依旧笑春风式的惆怅。但他不是文人，他不会伤春。他只是有意无意地被卷入了一场历史事件，从此一生的命运为之改写。

　　1972年春节后的某一天，30多名上海知青来到了肥东县白龙乡同兴公社。1972的春天一定是他第一个刻骨铭心的春天。他从上海虹口区提篮桥来，那里对许多犹太人来说，曾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庇护所。他是家里第二个男孩，但贫穷的家需要已经工作的哥哥，于是这个名叫徐大塘村的地方便成了他无忧青春的终点。从此城市上海的那份精致就与他无关了。上海家里的生活虽然贫穷，但地板总是纯木的，抽水马桶和浴缸总是白瓷的；解放前的一幢三层花园小洋房虽然挤进了八户人家，但小洋房的那份体面到底还在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尽管我依旧无法在这片广阔天地里找到一个水厕，可是，至少还有一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吃饭有菜有肉了。

　　在长长的一段时间里，盐拌饭就是他们唯一的食品。同样分在徐大塘村里的，还有另外四名男知青。与他们不同，他相当理智地选择了养猪。在这说不上乐趣的猪倌生涯里，作为优待得到的一点瓜子花生在多少年后都值得纪念。生活里还有一丝亮色就是看报。放猪路过公社时他常常进去看报-------尽管很难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报纸是珍贵的精神食粮，可那毕竟是文字，是远离城市的游子所能得到的唯一来自城市的声音与呼唤。在那充满扭曲，猜忌，粗鲁和毁损的年代，文字本身就成了一种珍贵的慰藉。

　　他渐渐习惯了肥东的口音，并迅速学会了用这种方言交谈。他开始和当地的农民交往，其中有一家人，竟然成了一生知交。那家最小的女儿，现在叫我“姐姐”。

　　1974年的春节黯然失色，他没能回家，没能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上海那个家去，那个有父母，有兄弟姐妹的家去。每个家的窗口都有温暖的灯光，但每盏灯光都与他无关。能有多远？几百公里的路竟然能成为一辈子的耿耿于怀-------没有回去的路费，守着知青的空屋子他一无所有，一年的热望全部落空。那个大年三十的黑夜，这个没有读过很多书的二十一岁男孩，这个失去护庇，惶然不见未来的男孩跑到漆黑的稻田里痛哭。今天我已无法解读这场痛哭的真正含义，哪怕当事人也许都无法真正解说。只是我相信，那决非仅仅因为失去了一个与亲人团聚的机会。

　　知青们开始在县与县之间大规模地串门，模糊有一些无法开花结果的恋情。只是今天已得不到一丝证据。

　　1976年对中国人而言绝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而1976年的春天对他而言更是一个大悲大喜的春天，得失近乎无法计量。整个公社只有一个合钢招工的名额，五十多岁的公社女书记钦点了他。从此他告别了同兴公社，也告别了回到上海的坦途。今天从他的相貌和口音上，已经很难觉出上海人的影子。只有那些共渡了三十年岁月的老合钢人，还会这样说：那个上海人杨林章。他们总记得他来时的身份，是上海知青。

　　1980年春天，他和一位合肥本地姑娘喜结连理。

　　2003年春天，他的父亲在上海去世。

　　岁月终于磨平了他的棱角。他比许多本地人更勤勤恳恳地在合钢服务了二十七年。他不修边幅，头发总是乱乱的，他爱下棋，爱看报，象所有的上海男人一样爱家庭，爱做家务，爱小孩。去菜市买菜，总是习惯在一个上海老太太那里买。

　　他从来不爱提自己的悲欢，自己的过去。三年前的夏天我去同兴寻访过一次，不知道三十年来的农村究竟变化有几许，但连续三夜我都在农家巨大的竹床上难以入睡。漆黑一片的窗外有虫幽幽的鸣声，我不热，却流了一身的汗。我凝视远方，看不见浮现在天际的城市云火。这里没有天际线。只有地平线，大片大片的庄稼沉默无声的生长。忽然我就对城市有了一种无限的怀念。那年我十九岁，和他当年来时同龄。我留宿的这家，就是当年与他交好的一户王姓农家。事隔三十年，一切大概都已改变，有一个傍晚我在田野与村陌之间胡乱行走时，忽然撞见了一个戏场。唱的大概是庐剧，台上站了一片花花绿绿的人儿，被戏服捂得妆面湿透。

　　我的父亲，杨林章，他把青春丢在那里了，再也找不回来。我倒是愿意去找，可是，我去晚了季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