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张国淦这个名字，估计在当下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从芜湖走出的张国淦绝非等闲之辈，他早在清末民初之际，即在北洋政府身居要职。而他在历史志书方面的研究，更是让许多同行难以望其项背。

　　“一门两翰林”

　　清光绪二年(1876年)，若放入历史长河之中，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年。可对于江城芜湖而言，则绝对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由于《中英烟台条约》的签署，芜湖成为安徽第一个通商口岸，开埠所带来的巨变，至今在影响着这座古城。而张国淦，也恰恰是在这一年来到人世间。

　　据史料记载，张国淦的祖籍是湖北蒲圻。他的父亲张学诚“博学史书，气度深沉，文笔尤佳”，只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因张国淦的祖父张从祚助县令率练勇守城抵抗，城破被杀，“愤思复仇”的张学诚经友人介绍到了江西张练渠观察营任文案一职。这一职务倒颇能发挥张学诚的长处，因此在极短时间内即获张练渠的赏识和重用，后张学诚随营参加了曾国藩的湘军，并转战皖南，以功保举县主簿，后转皖南牙厘总局及芜湖分局任职。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淦自幼就跟随父亲侨居芜湖了，并就读于芜湖的中江书院。这应当算是当时芜湖城中最好的书院了，掌管书院的袁爽秋是位名家，此外，湘阴彭印根、武进薛以庄等名宿也在此任教，如此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让本就很聪颖的张国淦如虎添翼，学业大进。19岁时即应聘太湖县幕，20岁后曾“游学豫、燕”，继而“踪迹所至，历榆关、涉辽河，驱驰于白山黑水之间”。如此一来，张国淦的学业与阅历想不出类拔萃都难了。

　　据史料记载，1902年，26岁的张国淦与胞弟张国溶同时考中湖北乡试举人，1904年考取内阁中书，不久后担任礼学馆纂修；同年，张国溶亦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因此当时的张家就有“一门两翰林”的美誉。

　　史志研究著作等身

　　但就在张国淦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因居住在芜湖的母亲生病而不得不返回家中。只不过他在侍奉母亲的这段日子里，还受聘在赭山学校任教一年有余。此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张国淦眼见中华大地遭此亘古奇辱，不禁怒火中烧。此时，他虽身在芜湖，心中却时刻关注着东北时局的变化。前文说过他在学生时代就曾实地勘察过东北，于是他就如何“亡羊补牢”，速筹东三省兵民生计及加强辽、吉两省防务问题等，连续在《沪报》上发表时政文章，一时洛阳纸贵，张国淦的名气也随之大增。

　　1906年夏，张国淦离开芜湖回京升职，走上漫漫仕命之路。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际，张国淦去职后蛰居天津。从此，张国淦来往于北京和东北之间，潜心史志调查。据张国淦后来自己说，他对历史地理学的痴迷开始于芜湖。当时就读芜湖中江书院时，掌管书院的袁爽秋曾在书院开历史地理一课，这在当时的全国都少见。而这正引发了张国淦研究地方志的浓厚兴趣。

　　我们知道，地方志是地方的史书，是我国历史文献很重要的一部分。张国淦自己曾估算，全国所存地方志书有12000种左右，他过目的就有9000多种。那时，北京琉璃厂来薰阁书铺每收到一部地方志，就往张府送，张国淦见好就买下，前前后后收集地方志书近百箱之多。这为他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据史料记载，张国淦穷多年之功，考订了全国地方志近万种，写就300万字的稿本。其中从秦汉至宋元的方志考订稿约70万字，出版发行了《中国古代方志考》一书。除此之外，张国淦还著有《历代石经考》、《俄罗斯东渐史略》、《〈永乐大典〉方志辑本》、《芜湖乡土志》、《黑龙江旗制辑要》、《黑龙江志略》、《西伯利亚铁路图考》、《续修河北通志》、《湖北书征》、《湖北献征》、《中国书装源流》、《常熟瞿氏观书记》、《辛亥革命史料》、《北洋述闻》、《潜园文集》、《潜园诗集》等；并参加过《湖北文征》的编纂。因此说，张国淦留给世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其对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

　　编著第一部芜湖风土文献

　　张国淦活了83岁，而他在芜湖生活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超过15年。然而就是这短短的15年，却决定其一生的志向、学识、为人等。也正因如此，张国淦在退出政坛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翻拣出自己早年的读书笔记，汇而成册，并取名《芜湖乡土志》。芜湖一地，虽历史悠久，然记载乡邦风土人情之专著却少之又少。

　　应该说，张国淦编写《芜湖乡土志》，不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兴趣。那是因为在清末，鉴于内忧外患的形势，为劝学兴贤，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当时的学部要求各组编修乡土志，作为学生的教科书。因此，张国淦编写《芜湖乡土志》，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他说：“余少年时笃信昔人随事留心之说，居芜年久，遇有芜中故实，辄笔录于日记中。岁己巳，余任赭山中学堂教员。其时学部徵求各县乡土志，旌德江校长属余编辑，因取曩时日记中所记，分类凑成，以归江校长。”话讲得很谦虚，似乎只是随手而录罢了。其实远非如此，据其子女回忆，当时张国淦对《芜湖乡土志》的编写是极为认真的。他将书稿誊抄一份交付旌德的那位江校长后，自己则保留了初稿，并与日记一起从芜湖携带入京。

　　此后，随着张国淦官职的变迁，书稿一直被其带在身边，并且利用自己在京为官的种种便利条件，对《芜湖乡土志》不断地加以完善和补充。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张国淦将《芜湖乡土志》成稿送交学部编译处后，此稿“即置之故纸堆中”。到1929年张国淦才再次将它从旧帙残籍中翻出来，仅剩第四编政教类，尚不完整。张国淦没有明言《芜湖乡土志》到底有多少字，但仅以第四编为最后一编，也可知残存部分不足原书的四分之一。现存的《芜湖乡土志残稿》系全书的第四编，分设历史、人文、地理三大目，设官制(关卡局所附)、税务、军备、司法、教育、外交、宗教、商务等八大类。这是目前为止已知的最早一部专写芜湖风土的文献，其史料、文献价值自不待言。

　　立场坚定为国家

　　据史料记载，张国淦对城防、水利等也有非常精深的研究。他在芜湖时，就曾对周边地区的河道走向、圩区分布等做过实地勘察。他离开芜湖后，仍继续对故乡圩区行洪进行剖析、思考，并据此还草拟了一份完整而详尽的设想。这些设想，都写进了他的《芜湖乡土志》，只可惜，随着书稿的散失，有关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再也无法见到了。

　　除了一丝不苟研究历史志书外，张国淦还是一个立场非常坚定的人。抗日战争前后，他以写稿、卖书艰难维持生活；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曾聘他为“湖北先贤遗著编校处主任”，但他坚决谢辞了，并退回寄款300万元。新中国成立后，张国淦先后担任了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9年1月病逝。据记载，去世后，周恩来、郭沫若、顾颉刚等敬献了花圈或挽联。□郭青筱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