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博物馆。（资料图片）

　　徽州文书之同治八年告示。（资料图片）

　　2024年5月8日，“徽州文书——徽州千年宗姓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这是安徽首个入选该名录的项目。徽州文书几乎覆盖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所有方面，是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也有着重要研究价值。

　　在中国历史文化发现史上，“徽州文书”被誉为继“殷墟甲骨、秦汉简牍、敦煌遗书和明清档册”四大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上世纪五十年代，徽州屯溪有大规模徽州文书面世。这20余万件从宋代到民国的徽州文书档案，是历史上徽州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包括交易文契、合同文书、私家账簿、乡规民约、信函书札等。人们惊叹于它的完整性和高价值，同时心存疑问：这些徽州文书是怎么被发现的？又是谁发现的徽州文书？

　　一个人与一座桥

　　2004年11月21日，我应邀采访前来黄山市出席“中国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成显教授，探讨徽学研究的有关问题。

　　采访过程中，他多次以肃然起敬的口吻提及“余庭光”这个名字，态度尊敬，“余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的第一功臣；没有余先生，就没有徽州文书的发现，就没有徽学的诞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余庭光的名字。

　　栾成显教授告诉我，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与“一个人、一座桥”有关。“一个人”，便是时任屯溪古籍书店负责人的余庭光先生；“一座桥”，是地处屯溪古籍书店不远处，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俗称“老大桥”的镇海桥。

　　这番话触动了我的神经，这里面有故事。

　　我四处打听余庭光的联系方式。翌日，我终于如愿坐在了余庭光先生面前，听这位默默无闻、朴实低调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大功臣，讲他和徽州文书的故事。

　　1930年3月，余庭光出生在古徽州绩溪县一个传统徽商之家，其父亲从小就循着那首“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徽州民谣，踏上了徽商之旅，去郎溪当学徒、做生意。父亲病故他乡的那一年，余庭光只有4岁。

　　因家庭无法负担学费，幼年丧父的余庭光只读到小学毕业。14岁时，踏上了父亲曾走过的徽商之路。但与一般传统徽商不同的是，余庭光选择了书店业。

　　书店叫“屯溪科学图书社”，坐落在屯溪老街中段、鱼池巷紧对角，由绩溪人汪孟邹创办，印书又卖书，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在屯溪的一个分店。店内图书，均是从上海亚东图书馆总店运来的新书，其中包括鲁迅、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余庭光从此与图书结缘。

　　余庭光在屯溪科学图书社做了三年学徒后，进入宁国新华书店工作，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新华书店工作者，最终被调到屯溪的徽州地区新华书店工作。

　　那几年，一位名叫韩世保的古籍专家在上海福州路开了一间旧书店，专门收购经营古籍。他经常到屯溪淘购徽州古籍图书，每次都找老朋友余庭光陪他到老大桥等地淘购古籍。这期间余庭光的古籍知识突飞猛进，后来韩世保就干脆让余庭光替他做主淘购古籍。

　　书店位于屯溪老街西部，与屯溪老大桥近在咫尺，因此余庭光工余饭后爱散步到老大桥。又长又宽的石桥两边挤满了一个个古董地摊，其中古书古册对余庭光颇有吸引力。他每次去均有收获，昨日购得几份地契，今天又淘得几本簿册，日积月累，甚为可观。老大桥的古籍地摊，后来成为发现大量徽州文书的第一来源地。

　　当时全国大办工业，屯溪也办起了造纸厂。原料不够，就到处搜集古书旧纸做原料，于是一麻袋一麻袋的古书旧纸，被用作原料送到造纸厂化成纸浆。余庭光从老大桥上的一位摊主处偶获这个消息之后，马不停蹄地直奔造纸厂，找到熟人好说歹说，总算在堆满古籍的浆锅前，抢救性发现并高价购回一批文书。

　　余庭光从这两条渠道获得的大批文书，除了一些古籍和族谱被上海有关部门购去几卡车外，其余的全部被北京中国书店购得。而中国书店收购的这一大批文书，大部分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购买收藏，其余部分又分别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购买收藏。这批文书资料来自徽州屯溪，所以在这些收藏单位里，或被称作“屯溪资料”，或被称作“徽州文书”。

　　成立屯溪古籍书店

　　1956年底，余庭光突然接命筹建屯溪古籍书店，专门从事徽州古籍的采购与销售工作。原来余庭光帮韩世保淘购的徽州古籍，一部分辗转到文化名人李一氓、郑振铎等人手中，他们见到这么多、这么珍贵的古籍，纷纷询问来处，这才知道徽州屯溪。他们给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提出“要抢救、保护徽州古籍”的建议，徽州地委决定由余庭光负责创办成立屯溪古籍书店。关于这段历史，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向我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具体情况。

　　屯溪古籍书店一共4个人，另外3人为王多吾、章馨吾和汪洋。此前他们或为有名的收藏家，或为有名的古董商，都有与徽州古籍打交道的经历和丰富的古籍经营经验。

　　屯溪古籍书店创办伊始干了这么三件颇有影响的事：一是对全地区100多名古书商贩进行摸底、登记、造册，纳入管理范围。二是大量收购徽州古籍文书，进行抢救、保护和利用。当时徽州城乡古籍文书大量出现，古籍书店最盛时，店门外来卖古书的人排成长队。余庭光还经常到邻近的浙江、江西交界地区去收购，这些收购地成为徽州文书的另一来源地。三是编印《古籍书目》发往全国各地。

　　八分一斤收文书

　　1957年初，屯溪古籍书店开始大规模收购古籍。过程中，余庭光在祁门县第一次发现大批契约文书。这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他们纷纷收购祁门契纸。徽州文书史专家们一致确认：“正是余庭光的这次偶然发现，揭开了徽州文书发现的序幕。”

　　在外出收购徽州古籍的过程中，余庭光逐渐摸索出窍门：每到一地，先探访当地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再访当地的造纸厂、园艺厂和爆竹厂。这些地方，尤其是各地供销社，存放的古籍数量之多，让人无法想象。

　　1958年的一天，余庭光再次来到祁门县供销社废品收购站的库房，在堆积如山的、被当作废品收购来待转运出去的“纸山”上翻检挑选。这段时间很少有人来卖古书类废品，“纸山”上的废品几乎全是各朝代遗留下来的契约、簿册之类，这让余庭光有些失望。

　　但当他细细翻阅其中的几张“废纸”时，却发现它们年代久远，从宋代一直到民国每个朝代都有，有的按了手印，有的画了押。这些东西虽然不是古书，然而至少是古物，作为废品处理掉实在可惜了。最后，余庭光以8分钱一斤的价格把这些“废纸”装袋买回屯溪，装了整整30只麻布袋。

　　当时好些人都不理解他这个“不收古书收废纸”的怪举动，只有章馨吾打开几个麻袋略微细看之后，也认为这些东西可能很有价值，且价值可能远高出古书。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判断，这些8分钱一斤买来的“废纸”，竟然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徽州文书的重要部分。

　　自刻油印《契约目录》

　　余庭光发动全店员工一齐上阵，利用一切非营业时间加班加点，对这些徽州文书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归纳。他们在店堂里用一块块长木板搭在凳子上作为工作台，先将这些徽州文书按时期分类整理，然后按照田契、地契、房契、分家阄书、婚书等分类摆放，最后再将分类整理后的徽州文书编号、登记、造册和包装存放。

　　这项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多。

　　就在他们夜以继日地整理徽州文书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范灵等一行来到屯溪古籍书店，他们没想到，自己长期梦寐以求的极具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原始文书资料，在这古老徽州不但有了发现，而且还有这么多、这么全，品相如此好，时间跨度又是如此之长。范灵深深感谢余庭光的壮举，建议他赶紧编印文书目录。

　　于是，余庭光一边继续有的放矢地收购这些原先不起眼的徽州文书，一边自己刻钢板、自己手推油印机，刻印出一期期《屯溪古籍书店契约目录》，分寄全国各地相关单位。这8开大小3张纸的目录，每期约收入契约文书百件，每件文书均有流水编号、内容简介及售价等，使需求者可以很方便地与屯溪古籍书店取得联系，购买到自己所需的徽州文书资料。当时一些省市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等，纷纷发函、汇款来购买文书资料。

　　余庭光经手输出的徽州文书到底有多少件，现在已经无法确切知道，估测总数不少于20万件。

　　功臣低调度一生

　　余庭光1990年从县文化局退休。从事书店业时间长达37年的他，一生嗜书如命，还主持了“胡氏宗祠”和“胡适故居”的修复与研究。

　　2004年11月，我们到余先生的绩溪家中采访，时年74岁的他，淡泊而愉快地过着晚年生活。小小县城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的第一功臣”。余庭光不打牌、不钓鱼、不喜欢交往，看书品画与古董鉴赏是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他常常应邀去休宁、黟县等地，帮忙鉴定古字画、古文书等，兼旧地重游。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里，“余庭光”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一位专家、学者提到他时都肃然起敬。

　　2008年11月29日，这位“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的第一功臣”，走完了辉煌却又低调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