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字眼，从古到今，激引无数人的关注。解析江南文化的结构，探寻它得以长期稳定繁荣发展的根据，在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今天，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江南”概念的界定】

　　“江南”的概念一直存在诸多争论。梳理历史文献和既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基于不同的视角，“江南”的概念有所不同，空间范围所指也不尽相同。至少存在三种不同意义的“江南”概念：

　　其一是历史地理学视角的“江南”。它原先所指的范围很广，泛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所有地区；到了唐代，“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这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之后，江南道析分，“至乾元元年（758年）撤销江南东道，分为浙江东道、浙江西道和福建道，其中浙江西道辖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和安徽徽州，大体上等同于今天意义上的江南区域。”“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是江南地区的核心，也是狭义的江南地区的范围。”明朝时设南直隶、清朝初年设置江南省，辖区范围包括了今天的上海市、江苏省和安徽省。清康熙六年（1667年）改江南左布政使司为安徽布政使司，改江南右布政使司为江苏布政使司。如此，则“江南”的空间范围存在愈来愈缩小的趋势。

　　其二是区域经济史的“江南”概念。它侧重指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空间范围所指，影响较大的观点是李伯重在1991年提出的“八府一州”说：“就明清时代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其合理范围应是今苏南浙北，即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仓州。这个范围，与本来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致相若。”对此，一些学者提出其范围应再扩大，“狭义的江南”以“八府一州”为核心，而实际的“江南”，“还可以包括钱塘江南、浙江北部的诸暨、绍兴和宁波地区，以及安徽东南部地区，以及长江北面的扬州等地。”

　　其三是文学艺术视角的“江南”。它在唐宋时更多是一个文学意象，如在唐宋诗人眼里，江南不仅是烟花鼎盛的扬州，也包括长江以南的更广大区域。“这个时期的江南常常是指代一种文学上的‘江南’概念，而非地理学意义。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巅峰带来的影响对后世世俗意义的江南地区产生了一个模糊化的趋势，使得后世‘江南’的文学意义超越了其地理学意义。”及至明清狭义地理概念的江南形成，文学“江南”的空间一般指以“金陵—杭州”一线为轴线进行辐射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皖南地区的狭义江南区域。然而，正如周振鹤先生所指出的：“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函（笔者注：当为“涵”）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如此，则上述三种“江南”概念应该归并，以寻求它们的共同性。在充分把握历时性发展中的共时性存在，和共时性存在下历时性发展的前提下，我们界定：“江南”是一个历史文化地理的概念，其空间范围当为长江三角洲，核心区为传统吴、越之地，其中包括徽州，延伸包括苏北和整个皖南。

　　【江南文化的三个层面】

　　“江南文化”通指江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因素，重点指宋代以后至民国时期的江南地区历史与文化。目前一些谈论“江南文化”的著述，所进行的多为“诗意”描述，如“水韵江南”“诗性文化”“夜航船”等。其实，理性地分析，从历史的发生和逻辑的形成来看，江南文化有三个层面：

　　1.乡村文化

　　谈文化离不开社会。传统中国是农业大国。作为江南的“长三角”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大多是属于平原和丘陵地带，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尤其是苏杭一带，素为“鱼米之乡”，两宋以前被称为“天下粮仓”，有谚语“苏杭熟，天下足”。因此，江南地区的社会本底是乡村社会，原初文明是农耕文明，基础的文化是乡村文化。是为江南文化的第一个层面，展现的是中国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具体形态为乡村社会的组织构成、劳作模式、习俗、礼仪、风尚、习惯、惯例、语言等各个方面。如此本底，江南地区一直予以保持，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也从未消失，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乡村振兴”在江南地区仍然占据重要份额。探究江南地区传统乡村社会与文化的结构与性质，可以发现，它具有极大的区域共同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在乡村社会构成上具有同质性——皆是注重血缘关系的宗族社会；在乡村意识形态上具有同属性——皆厚实沉淀有儒家文化；在乡村社会建构上具有同构性——皆进行了礼仪之邦的伦理打造。对此，笔者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文里已有具体论述，这里不再展开。可以说，江南地区的乡村文化在传统中国社会一直具有典型意义，它是江南文化的第一个层面，也是基础。

　　2.市镇文化

　　谈文化离不开经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自给自足式的田园、庄园经济，产业一般是停留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手工业加工业上，需要物品交换则是靠集市的赶集来实现。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几个大的变化：——宋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长江以北，南宋王朝迁都临安后，则重心移到了江南，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呈现了极大的活力；——宋代以后，大运河已不仅仅是承担“漕运”等官方、皇家功能，也为民间所用，成为经济的运脉；——更为重要的是：宋代之前，中国经济文化重在“南北交流”，之后则转为“东西交流”为主，至明代，“吴楚贸易”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形式，长江水系是黄金水道。长江在宋代之前主要还是一条政治的江、军事的江，之后才成为经济的江，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

　　上述的叠加，使得宋以后，商品经济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获得极大发展，传统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尤其是苏浙一带的经济，逐渐由过去的以粮食生产为主转向以丝棉纺织业为主，大量的耕地种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如苏州棉花种植，“元至正间始传此种。太仓东乡土高，最宜。”至明代后期，太仓“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桑树种植，“明洪武初，六县（长洲、吴县、吴江、崑山、常熟、崇明）栽桑一十五万一千七百七株。……弘治十六年，农桑二十四万九百三株”。据日本学者藤井宏的研究，“江南棉布手工业最初兴起于松江府，后来逐渐扩及于其周围的诸府县。明代中期，苏州府嘉定、常熟二县等的棉布业早就脍炙人口”，到了明代中后期，几乎是全国各地都用吴地生产的布匹。丝绸业，据方志记载，苏州“绫绸之业，宋元之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如盛泽等地都成了丝绸业重镇。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至明代中后期，苏浙一带的粮食甚至不能自给，“天下粮仓”的地位已经让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广楚地，出现了谚语“湖广熟，天下足”。

　　3.都市文化

　　江南文化的第三个层次是“都市文化”，一般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所拥有和展现的文化。这些城市有的是由原先的小市镇扩大而来，如江苏省灌南县的新安镇等，更主要的是指江南地区属于府、县衙所在地的城市，如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隶州，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等。这些都市的经济既是江南工商业经济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更是行业分工的细致化和专业化，由此取得各种行业和产品经济“中心”的地位，辐射面更大，不仅涵盖整个江南，甚至影响到全国。因此，它本质上既是市镇经济的扩大更是提升，由此影响到“都市文化”的形成。

　　江南都市文化首先是江南市镇文化的汇聚与精致发展。典型体现在消费生活和消费文化领域。但江南都市文化更是江南市镇文化的内在提升与专业化发展。典型体现在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领域。江南本为文礼之乡，文化生活在都市生活中占据很大比重。巨大文化消费的需求带动了各项文化产业的极大发展，在都市里，有一大批人士专事文化事业及由此带来的产业，业工于精，流派纷呈，雅俗并立，经久不衰，举凡在戏剧曲艺领域有越剧、沪剧、昆曲、评弹、徽剧、婺剧等；在绘画艺术领域有新安画派、“扬州八怪”等；在雕版印刷领域，出生于浙江钱塘的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在园林建筑上，有苏州园林、扬州园林、杭州园林、徽派园林等；在医药卫生领域，有著名浙江“丹溪学派”、徽州“新安医学”等；甚至在棋弈上，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有风行围棋界的“永嘉派”“新安派”，并列于“京师派”。

　　江南都市文化尽管多彩纷呈，涉及多种文化形态，甚或杂糅官府仕宦文化，但从主体上看，还是以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为主，本质上归属于民间市民文化，结构特征上是市井文化与士人文化的共存。

　　江南文化的上述结构是南宋时候开始形成，明代时趋于成熟与稳定的；三个层面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其中占据主体地位也最具特色的文化是作为中间体的市镇文化，它充分展现了江南文化的风情。(刘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