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敬东

　　游览黟县屏山古村落的客人，想要参观遐迩驰名的“光裕堂”，即便是没有导游领着，那也难不住你，因为“光裕堂”就坐落在村中的主干道上，且外部标志极为明显——高大的门楼饰有五彩浮雕吉祥图；八字门前还有一块空阔的小场地，石板铺设而成，场地上是些式样不同的旗杆石，中有圆孔上下贯通，这圆孔便是用来插旗杆的。明清时期，凡族人考取了功名，必在村中宗祠门口竖立大旗，光宗耀祖。

　　这些旗杆石，就是“光裕堂”的独特地标。而若是想游览“余庆堂”，则没有这么轻松了；不过，若是找到了这“光裕堂”，那反而就没有难度了，因为“余庆堂”就坐落在“光裕堂”的背后，前后两祠堂，中间是宽度不到三米的高深的夹弄。游人在外部是看不到“余庆堂”的门楼的，即便是站在“余庆堂”的门前，也是难以看清“余庆堂”门楼的全貌。

　　跨出“光裕堂”的后门，往前再走两步，便跨进了“余庆堂”的大门。如此的位置，“余庆堂”，就像是深藏于闺阁之中的大家闺秀。

　　而“余庆堂”的诞生，也是扑朔而迷离。村中的传说是，村里有个叫周楼下的豆腐坊小老板，每天都要挑个豆腐担去外村转转，可每次去邻村金家岭时，都会被路上的一个石头给绊倒。有一天，又给绊倒了，豆腐担也翻掉了，气急败坏之下，这周楼下就跑回家扛了个锄头过来，将这个石头硬生生给刨了出来，意想不到的是，这石头下面竟是个大罐子，里面装满了金银财宝。发了横财之后，周楼下周老板就建了这座“余庆堂”。

　　不想，周氏后人从此就坐享其成，不思进取，豆腐自然也不做了，整天就游手好闲，赌博玩牌。坐吃则山空，败落之后，就将这“余庆堂”让给了舒氏后人。

　　村人得出的教训是，意外之财不可得，怎么来的还会怎么去。村中先贤舒志道老先生受此启示，就在给族人的训诫令中，又加了两条“不许输钱赌博，不许倾败祀会祀产”，和另外的八条，并称“志道公十训”。

　　其实，“光裕堂”与“余庆堂”都同属于里房“康公祠”。《屏山舒氏宗谱》（上海图书馆藏）中就明确记载着“康公祠内进余庆堂外进光裕堂”。即“光裕堂”与“余庆堂”是康公祠的内外“进”。《现代汉语词典》对“进”的释义为：“平房的一宅之内分前后几排的,一排称为一进。”这么说，你就明白为何这两座祠堂的位置如此紧密，原来它们就是一个整体。开门就是一家，闭门就是各自独立的祠堂；两祠当中的夹弄，有一门通外，出门便是一条小巷。

　　这种既合又独的建筑，古民居中有关麓“八大家”；祠堂中，则有屏山“康公祠”。

　　游客若从墙外看，是根本发现不了“余庆堂”的；不少从屏山村走出去的舒氏后人，就有许多人不知道这“光裕堂”的后面还藏着个同样宏大的“余庆堂”。

　　“余庆堂”真像个隐士，就隐在繁华与热闹的背后。“光裕堂”，当然是热闹的。在我的记忆里，村人看戏看电影开大会等等，大都是在这里面。

　　而“康公祠”，顾名思义就是纪念康公的祠堂。“康公”，即屏山村著名的圣贤志道公。舒志道，生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卒于成化八年（1472），终年84岁，卒后葬于屏山村的樟树顶。站在樟树顶，人可俯瞰整个古村落。

　　康公舒志道，家谱上是如此评述的：“生平乐善好施，解纷息争。修路乃其常事，曾日造八桥。”《黟县志》则说：“修理府学，兴建书院。邑中桥梁，多所兴造。”游人游览屏山看到的古桥梁，大都是其捐资修建。

　　“康公祠”呢，其实是分两个时期建成的：先建内进“余庆堂”，约建于明朝万历年间（1600年前后），占地500多平方米；外进“光裕堂”，则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占地480多平方米。内外两进，建造时间约相隔150年；而其规模，则堪称徽州祠堂典范。

　　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人都将这内外进视为独立的祠堂，而忘却了它们是内外进的关系。如“舒余庆堂与舒光裕堂，两两紧挨，‘一南一北，共有一条中轴线，这种布局方式在徽州地区是比较少见的’”（《安徽建筑学院学报·屏山光裕堂特色分析》2005年第四期）。

　　从建筑上看，内进“余庆堂”则更具特色。古朴、大气、简洁。室内用上下细、中间粗的梭柱，这是徽州现存建筑中绝无仅有的，不管是民居还是祠堂。大门，则是铁皮包封，门钉硕大，排列整齐；门环简朴，却大方：这些都是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

　　用作梁柱的木料，则取自甜槠树。甜株树，长在深山老林中，四季常青；而结出满树的圆圆的坚果，又可以用来做豆腐，人称为“甜槠豆腐”，是古徽州的一道有名的地方菜。这甜槠树和胡杨树有同样的特点，千年不亡，亡则千年不腐。用这种木料建造祠堂，就寓意着整个家族兴旺发达，永不衰败！

　　若用光裕堂中的一副老对联，兴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光裕堂”“余庆堂”这内外进的关系：

　　子孙日繁皆是一本之亲何分尔我；

　　人情世异率由三代之道岂有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