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柱

　　一、南淮夷文化与楚文化的化合：影响环巢湖区域文化两千多年

　　起源意味着本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奠定了后来环巢湖区域历史文化的基础，这就是南淮夷文化与楚文化的化合而生成的江淮新文化。

　　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江淮之间的族群，西周时期称为“南淮夷”，又叫“淮南夷”，是淮夷的一部分。“淮夷”之名，夏代已经开始。南淮夷分为很多支系，其中居住在今合肥地区的族群主要有巢、阴、宗及群舒的一部分，橐皋、浚遒等当时可能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名称在春秋时期才出现。这些南淮夷，夏末以来一直勇敢反抗中原王朝的镇压与进逼。商周以来，南淮夷与中央王朝，或和平相处、缴纳贡赋，或彼此争斗、艰难对抗，加强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春秋时期，先是楚国后来是吴越先后进入江淮地区，征服、对抗、兼并持续了数百年，最后是楚人占据全部江淮地区，南淮夷文化融入了楚文化当中。

　　南淮夷社会发展组织相对简单，“亲亲”重于“尊尊”，质朴无华，率性作为，其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夷俗仁”，也就是彼此相互关怀，但是不注重建设更为复杂的社会与国家组织，社会相对平等，防备弱化，结果成为来势汹汹之楚军的战利品。楚人在江汉流域建国，《管子》总结说，“其民轻果而（好）贼”，荀子言楚兵“轻利僄遬，卒如飘风”。司马迁总结楚文化也说“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蓄”。可以看出，一个不好打仗而尚仁爱，一个剽轻果敢，容易发怒，两者在江淮地区相磨相荡几百年，到汉代形成本地的风俗文化。淮南王刘长、刘安父子都在这里长大，刘长被时人认为是“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贞信多断”之人，班固说刘安“其群臣宾客，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刘长）迁死感激安。”司马迁总结淮南王国何以叛乱时说“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可以看出，楚国文化与淮夷文化在淮河之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后来陈寿作《三国志》，总结合肥地区人才的特点就说“扬士多轻侠狡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合肥（当时扬州刺史治所）这个地方的人，轻生重义并且富有智谋。合肥文化的这个特点，在后来合肥历史发展中，或隐或显，持续不断，一直到清代的淮军身上都有明显的表现。正是这个融合而成的文化，构成了后来本区域历史文化发展的源头与主线。

　　二、军政为主的人才特色构成合肥地区历史人才的显著特征

　　翻开《合肥通史》人物卷，收录合肥地区历史人物400多人，入传者200余人，其中十分之九以上为军事行政人才，被认为最著名的前20位人物中，有秦末起义反秦的范增，汉末帮助建立孙吴政权的周瑜，五代十国时期建立杨吴政权的杨行密，“庐阳三贤”的包拯、余阙、周玺，明朝开国将军张德胜，晚晴重臣李鸿章及叱咤风云的淮军诸将领，北洋皖系首领段祺瑞，巢湖“三上将”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等等，都是行政官员或军事干才。合肥地区人才群体最集中出现有三次，分别是唐末五代间杨吴政权建立时期、元末明初朱元璋起事出现的淮右集团，与清末至民国初期淮系集团到北洋皖系时期。这些人才群体的出现都是因为政治社会动乱，其人才军政为主是很自然的，也是很明显的。上面说陈寿对于本地区人才特点的总结“扬士多轻侠狡桀”，正是对于军政人才特征最简明的概括：聪慧明智，忠勇果敢，努力进取，富有智谋，还带一些剽悍。

　　其实，比较合肥地区人才特色，清代桐城人方昌翰说过：庐阳据江淮形胜，哲人代兴。咸同以来，豪杰乘运而蔚起，崇勋鸿烈，铭勒旗常。然独至稽古绩学之儒，瑰异畸行之士，以文章气节自树立者，乃千百中未易一二觏焉。

　　梁启超也说：“合肥近代多显宦，学界无杰出之士。”

　　如果和旁边的安庆地区比较，这个特点尤其明显，上述方昌翰正是看到桐城、安庆地区文人才士比比皆是，闻名天下，而合肥则显宦将帅，最为突出的。相应的本地区思想文化人才，举其大者，如《唐文粹》的选编者姚铉、五经有撰述尤工诗文的余阙，理学家蔡悉，名列“江左三大家”的龚鼎孳等，这些合肥地区最为著名的文化人才，揆诸全国，都还算不上第一流才学之士，而且偏少。总的看，合肥地区历史人物早期月明星稀但是特点鲜明，唐宋以后人才逐渐增多，是早期历史文化精神的展开；所作所为多守护乡土、忠心国家者，体现为轻侠仗义而富有智谋。

　　三、水乡鱼米生活构成环巢湖区域文化的底色

　　古代合肥水多，汉晋合肥城“居四水之中”，巢湖水面距合肥县城不远。汉朝政府在九江郡专门设立湖官，这也是全国唯一设置的湖官，管理渔民、税收等，可能就设在居巢（在今湖底）；刘馥单骑走合肥，主持整修合肥城，收集鱼油数千斛以为守备，后来的守战军人用鱼脂燃灯照亮城墙，对抗入侵者。汉政府在庐江郡设置楼船官，在此训练国家水军，后来成为讨伐南越王的主力。这也让人想到后来的巢湖水师帮助朱元璋建功立业，以及历代北方政府进攻江南政权，总要在合肥巢湖一带训练水军。所有这些都说明合肥古代水乡生活的特色。巢湖面积最大的时候据说有2000平方公里左右，河湖港汊无数，就是今天八百平方公里不到的情况下，也有数十条河流、数百千条大大小小支流汇入其中。水的灵动锻炼人的智性。合肥在汉代为什么会设县？就是合肥通过巢湖南连江南，北通寿春与中原，成为“输会”之地的缘故。明清以来，不少生活在水乡江南的大族小家迁入江淮地区，更增添了合肥人智慧的基因。合肥历史人物叱咤风云得意于政界军界，与本地水乡鱼米生活锻炼的智性是密不可分的，水乡生活构成了环巢湖区域历史文化的底色或基础。

　　过去有人认为环巢湖区域文化属于长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只看表面，未及文化实质的体现。中国的政治中心在中原，这就造成了合肥虽然不如巢湖市那样位处环巢湖区域中心的位置，但是南方过来的海船、大船，进入南淝河后要转为运河运输，合肥正处在这个节点上，转输贸易造成了汉代合肥发展的基础，巢湖区域资源、人才资源集结于合肥比集结于巢湖市更有利于同北方中央政权的联系。这也是汉代合肥取代居巢（原来通往楚都江陵的江淮地区大码头）的原因所在。过去合肥有镇淮楼，没听说有镇江楼；合肥甚至桐城地区乡勇组织的军队称为“淮军”，最早在这里居住的人群称为“南淮夷”。所有这些都说明合肥地区、巢湖流域与淮河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密切。江淮之间虽有分水岭，但历史上很多时候分水岭反而成为北方文化进入江淮甚至江南的桥头堡，而不是彼此的分界线。巢湖东南的无为、和县、含山等地与长江的联系更多一些，而环巢湖区域多数时候是淮河文化的南向延展。从“南淮夷”到“淮军”，三千多年“淮”字在环巢湖区域历史文化中的关键词作用，充分说明这一点。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