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老子是亳州人的缘故，所以《亳州志·艺文志》的历时上限为《道德经》，有没有可能更早呢？老子是春秋晚期的大思想家，再往前，只能是《诗经》。《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涉及当时的十五个国家。

　　史书对亳州的历史沿革是很清楚的，亳州是《禹贡》豫州之域，杜佑的《通典》称：“武王克殷，封神农之后于焦。”其后焦入于陈，后来楚成王臣伐陈国，取得了焦和夷，并将“焦”更名为“谯”。也就是说，在西周初年，周武王将神农氏的后人分封在了“焦”这个地方，这是在西周初年，而到了春秋中叶，亳州才被楚成王纳入楚国的版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整个《诗经》的成书过程中，“焦”都处于周天子的势力范围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焦”处在陈国的管辖之下。也就是说，亳州（至少是现在的谯城）的文学源头，可以上溯至《诗经·陈风》，我想，这是没有争议的。

　　这样的推论，除了史书的记载，我们恐怕还能从现实中找出一二证据。一是距离近，《汉书·地理志下》说：“陈国，今淮阳之地。”现在的鹿邑旧时属于陈国，陈与焦两地几乎没有什么距离，两地无地理阻隔，风俗语言无异。二是在现在的亳州方言当中“放牛”和“放羊”的意思是给牛或者羊配种。表示带牛羊出去吃草的动词，在亳州话中应该是“牧”（音mì）。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叫“风马牛不相及也”，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引用贾逵的话说：“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然则马牛风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远去也。”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放，风也”，诗经中的“风”正是爱情为主题的，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 “凡诗之风者，多出于里巷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既然亳州文学的源头可以上溯至《诗经·陈风》，那《诗经·陈风》当中又有着怎样的描写呢？

　　《诗经·陈风》共有《宛丘》《东门之枌》《衡门》《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墓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等十篇，一般认为，除了《墓门》和《株林》以外，其他八篇都是爱情主题。

　　据《周礼·地官·媒氏》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东门之枌》中有“榖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在春天的郊野，男男女女跳起舞蹈，互相吸引心仪的人的目光。《月出》则写出了两人相爱相思的情感：“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我美丽的姑娘啊，你如那皎洁无瑕的月光，令我苦闷且忧伤。

　　爱得深沉的人，恨也直接。在《墓门》一诗中，那种敢爱敢恨的直白简直有一点“可爱”：“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猫头鹰正在你家墓门前的酸枣枝上唱着哀歌，我动动手就可以给你们砍掉，你们这些昏庸的君臣，我用歌声对你们警告，如果你们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楚成王以后，“焦”和“夷”就归入了楚，而这个时候距离屈原自沉汨罗还有三百多年，屈原创作《离骚》的时候，当时的亳域已经属于楚地了，恐怕那个时候亳州又要唱起楚歌了。可以说，亳州的文学源头既有南方的浪漫主义血统，又有北方的现实主义血统。

　　从《诗经》到《楚辞》《道德经》《南华经》再到“建安文学”，进入唐宋以后，亳州文坛外来文人和本地文人相互交织，群星璀璨。曹丕的《典论》和薛蕙的《老子集解》使得亳州文学呈现出一个创作和理论、思想兼具的完整的极富含金量的脉络。编纂《亳州文学史》或《亳州文学读本》也就是一种有含金量且可行的选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