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叙堂
□ 王振忠
牌坊、宗祠和民居，素称“徽州三绝”。对于传统徽州而言，宗祠尤其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自明代中叶以后，徽州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而祠堂则是宗族社会最为显著且重要的表征。
数百年来，生活在黄山白岳之间的人们，岁时伏腊，定期于此叙穆叙昭，追思祖德宗功，从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清代康熙末年扬州人程庭返乡展墓，他在记述徽州风情的《春帆纪程》中指出：“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有谱，源流难以混淆；主仆攸分，冠裳不容倒置。……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上述这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18世纪前期一位寓居异乡之徽人后裔眼中的乡村社会图景。从中可见，在传统徽州，社屋彰显了村落地缘的所在，而宗祠则是一地人群血缘之表征。稍后的歙县人吴梅颠在《徽城竹枝词》中也写道：“祠堂社屋旧人家，竹树亭台水口遮。世阀门楣重变改，遥遥华胄每相夸。”遥想当年，在皖南的这一域热土上，青山绿水之间，威严、肃穆的祠堂随处可见，它们与粉墙黛瓦之村落、民居交互映衬。各地水口处的亭台、寺庙，与村落社会中的高门阀阅，颇为本地人引以为傲。此类情境，在古徽州的一府六县都相当普遍。对此，《黟山杂咏》有诗吟咏：“祠堂高耸郁云烟，松柏苍苍不记年。最爱土风犹近古，苏公族谱范公田。”诗中的“苏公族谱”，是指北宋文学家苏洵开创的“垂珠体式”之编谱体例——严格根据宗法的基本原则，详近而略远，以五世为图，五世之外，亲尽服穷，图表不载。而《黟山杂咏》中的“范公田”，则指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对于创设义田之倡导。该诗自注曰：“邑中族姓俱有祠宇，以为岁时俎豆之地，捐义田以济贫族婚葬之用；宗谱家置一本，询其支派，虽村愚亦能历历数焉。”由此可见，徽州的祠堂、族谱和义田之规例，在诸多方面传承了中国最为典型的宗族制度。
迄至今日，尽管历经了数百年的世事沧桑，徽州境内仍留存有大量的文化遗迹，其中，残破或完整的宗祠仍然随处可见。而今，人们徜徉于其间，仍可不时地感受到昔日宗族社会的强烈影响。在传统时代，宗祠是徽州社会最为重要的基层单位之一，“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透过宗祠建筑及活跃其间的人群以及诸多的相关活动，可以窥见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些，《徽州百祠》一书以祠堂为主线，旁涉商业、社会、民俗、教育等诸多侧面。例如，在历史上，徽州的族规家训极为著名，其中虽不无糟粕，但亦凝聚着先民对于修身、齐家的诸多智慧。以歙县杞梓里佚名所撰的承庆祠堂联为例：“一脉本同源，强毋凌弱，众毋暴寡，贵毋忘贱，富毋欺贫，但人人痛痒相关，急难相扶，即是敬宗尊祖； 四民虽异业，仕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苟日日侈游不事，匪癖不由，便为孝子贤孙。”类似于此的族规家训，在《徽州百祠》一书中所见颇多。这些警言佳句，形象地反映了在这个著名的商贾之乡一般民众的处世态度，体现了山区淳朴乡民对士、农、工、商各业的基本看法，也凸显了徽州乡土社会约定俗成的扶孤恤贫、济急周乏之社会责任。
在传统徽州，女祠是祠堂中别具一格的特殊类型。佚名所撰《歙西竹枝词》大约成书于盛清时期，诗中有曰：“黄潭世泽即潭滨，男女分祠重祀禋。创置义田归众廨，矜孤恤寡有仁人。”诗中的“潭滨”即现在的歙县潭渡村，当地素有“潭渡黄家好名声，七个祠堂八个厅”之谚。潭渡所在的歙西，亦即历史上的歙县西乡，这一带是江南各地诸多盐、典巨商的桑梓故里，在明清时期的徽州最为富庶。因此，当年在此地建有不少女祠，颇为独特，迄今仍有一些遗存。在《徽州百祠》一书中，就对“男女分祠”中的女祠作了专门性的描述。例如，在《歙县祠堂》一章中，除了介绍男祠敦本堂外，还设专节描述了女祠清懿堂。此外，在歙县呈坎、休宁黄村等处，也曾建有女祠。在祁门渚口，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庶母祠”。这些都与明清时期徽州妇女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倘若结合新近发现的一些文书史料，可以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除了对祠堂内外的细致描述之外，《徽州百祠》一书还引证了一些族谱、对联和碑刻等史料。特别是撰写该书的不少学者，对于乡邦文献一向颇为留心，他们曾长年奔波于田野乡间，收集包括碑刻在内的各种文献。多年艰苦而富有价值的工作，也在该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特别注意到，书中收录了不少碑刻，其中有不少对于徽学研究颇具参考价值。例如，歙县棠樾鲍氏敦本堂一文之后，附有《鲍氏五伦述》《嘉庆上谕三道碑》《体源户田记》《敦本户田记》和《义田禁碑》等碑刻原文。而鲍氏世孝祠一文后则附有《重修慈孝孝子两坊碑记》《世孝祠碑记》和《世孝事实》。上述诸文中所提及的多名历史人物，都是盛清时期闻名遐迩的扬州盐务总商。这些碑刻资料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是今后研究清代前期两淮盐商与徽州宗族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特别是其中的《嘉庆上谕三道碑》，涉及徽商在淮北盐务“疲岸”的商业经营实态，倘若再结合新近披露的一些文书史料，无疑将进一步推进两淮盐政制度研究的深入。
我还注意到，书中提及，婺源光裕堂前院外墙上嵌有一块道光四年（1824年）的“公议茶规”碑，从中可见，婺源洪村出产的茶叶亦称“松萝茶”。此一碑刻反映了“松萝”一词外延的扩大，是近代茶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佐证。此外，书中收录的一些碑刻还反映了明清时期山区社会的重大变迁。例如，休宁《浯田岭村程氏绳武堂》一文中，收录了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和嘉庆八年（1803年）严禁招引棚民的种山碑。而环砂村程氏叙伦堂的院子里，则有“乾隆五十年（1785年）九月奉宪演戏禁强讨强要乞丐碑刻”……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清代徽州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通读全书，我深切地感受到，以祠堂为中心展开对传统文化的追溯，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徽州百祠》一书收录了《水岚詹氏肇英堂》一文，后附“水岚詹氏宗谱文献”，这让我想到2005年出版的拙著《水岚村纪事：194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当年，我结合实地考察，通过对水岚村詹庆良日记的发掘和研究，讲述了发生在“历史和地理边缘”的一段徽州故事。2019年，原本未曾受人关注的水岚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此一例子表明，对于历史遗存的记录以及对文献史料之发掘，对于时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亦有重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徽州百祠》一书则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对此做出独特的贡献。有鉴于此，《徽州百祠》一书以徽州现存的祠堂为切入点，从诸多侧面反映了传统徽州的社会文化，这对于立足徽学，揭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兹值该书出版前夕，我先睹为快，遂写下上述文字，作为读后感，以就教于各位作者以及读者。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