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现在对味觉的追求占生活所需比重越来越低，我每次写食事，都要走进岁月深处，去寻找并反刍那些饥饿记忆里的味道。汪曾祺曾说过：“小时候吃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我看未必，在那寡淡的日子里，大部分食物只是果腹之需，或是童年的食趣而已，而让人留下深刻记忆的一般是过节时独有的食物。

　　吃是几千年渔猎和农耕文明的核心追求，也是最隆重的生活仪式，如今传承下来的特色美食几乎都与节日或节气有关。节日的美食一般会赋予某种特定的情感，清明粿、端午粽、中秋月饼和过年饺，都蕴含着特定的精神元素，而与节气有关的食物似乎都伴随着时令而来，谷雨食椿、芒种吃梅、夏至面食、小暑新米等，都紧跟食物采收的步伐。走过农耕时代的人，每到这些节日或节气，味蕾深处便会分泌出一种特殊的荷尔蒙，驱使你想方设法去品尝这些记忆深处的味道。

　　乌米饭是立夏吃的，也是道家斋日的饵食，唐代文学家陆龟蒙诗《四月十五日道室书事寄袭美》曰：“乌饭新炊芼臛香，道家斋日以为常。”

　　乌米饭的渊源还可溯及孝子目连。传说目连下地狱救母，给母亲送去的白米饭总是被看门的小鬼吃掉，于是便摘来南烛叶，捣汁染米煮成饭，小鬼们见此饭粒乌紫，以为霉变之食，遂予放行，母亲才得以饱腹，故有“青精饭”之称。杜甫在《赠李白》中写到“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南烛叶属于杜鹃花科植物。杜鹃花科植物是森林里的大家族，成员众多，每一位都很精彩，大众版的映山红就不用说了，五月盛开的黄山杜鹃足以惊艳四方，黄山之巅的灯笼树更加神奇，花和果都像一盏盏小灯笼（类型不同），想不到它们家族成员中还有作为美食佐料的。南烛叶不但色泽饱满，散发出一股奇特的自然清香，且还有益肠胃、养肝肾、止泄除湿、强筋益气之功效。

　　古法制作乌米饭较为复杂，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载：“取南烛茎叶捣碎，渍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曝，米粒紧小，黑如莹珠，袋盛可以适远方也。”北宋苏颂的《图经本草》，更是详细记载了乌米饭一年四季的“配方”，还特别强调“今茅山道士亦作此饭，或以寄远”。

　　古时的乌米饭一般采用粳米，且需“九浸九蒸九曝”，是作为干粮远行携带的，相当于徽州人的挞粿、北方的煎饼。现在的自热饭与之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徽州的乌米饭是一种时令版的徽式炒饭，在糯米的原味之美中羼入了腊肉、水笋、豌豆等应季的食材。

　　腊肉似乎专门为春天的美食而腌制的，它的绝佳搭档便是笋，笋的生涩艮硬与肉的咸鲜油润充分交融后，相得益彰地造就了两道徽州招牌菜；徽州笋的品种很多，水笋生山中涧水边，周期长，细而嫩，从仲春到夏至，穿过季节的边缘，正好与豌豆相遇；豌豆踏春而来，玉绿，圆润，水嫩，清甜，总让人想起“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的诗意。

　　它们三者联袂登场，便是为了突出糯米这位米中贵族。

　　徽州山多田少，种植的糯米更少，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在我根深蒂固的印象里，糯米就像儿时眼中的城里人，始终婀娜着高贵的身段，像一朵白云，飘浮在遥远的天穹，让人艳羡和垂涎。过年时才有的酒酿、冻米糖一直占据年味的突出席位。立夏的乌米饭，除了糯米的软糯醇香，还有“止泄除睡”等养生健体功效，正好治“春困”、补“精气”。

　　做乌米饭的第一道工序是浸泡糯米，将南烛叶（俗称乌饭树）舂捣出汁液，添兑适量清水后，倒入糯米浸泡4～5小时，待米粒充分泡发、完全染成乌紫色即可。

　　将一种食材升华为美食，浸泡似乎是一个沐浴净化过程，就像一场大戏的前奏。很多香糯的食物在烹饪之前都要用水泡发。让坚硬的食材在水的滋养中慢慢舒展开来，并充分吸收溶于水中的各种佐料味道，这是短短的烹饪过程无法满足的。

　　乌米饭的做法并非古人写得那么复杂，五花腊肉切丁，放锅内熬出油渍至五六成。水笋用刀拍开，切豆粒小段，与腊肉一起大火“杀青”，然后加温水焖煮，二十分钟后倒入豌豆，翻炒均匀，将浸泡过的糯米平铺在笋和豌豆上面，便进入焖饭环节。

　　“焖”的火候是乌米饭的关键，铁锅柴火灶最佳（用铁锅燃气灶亦可，电饭锅很难烧出上等的乌米饭）。文火烧至汤汁基本干爽，将糯米与水笋、豌豆等配料翻炒几分钟后，抽去柴火，用炉膛里炭火的余热继续焖十几分钟，即可食用。在翻炒前，还可适当添加少量红辣椒丁，以加辣配色（忌辣者可用胡萝卜丁代替）。

　　掀开锅盖，撒上葱花，伴着氤氲的蒸气，清香，腊香，糯香，焦香，扑鼻而来，一粒粒糯米乌紫晶莹，一颗颗豌豆青碧油亮，水笋嫩黄，辣椒橙红，这样一锅色香味俱佳的乌米饭，不干不烂有嚼劲，锅底还有一层香喷喷的锅巴，怎能不让人味蕾大开！（黄良顺）